9月19日，南京藝術學院美術館迎來了“AMNUA國際計劃三——大健身”。
作為南藝美術館自主類國際展示項目，“國際計劃”歷六年，共舉辦三屆。六年中，不變的是項目總策展人，不停變化的是歷屆南藝美院學生。
一位兩次參與“國際計劃”的畢業(yè)生告訴“澎湃新聞”，從曾經的布展者，到今天的參展藝術家，“四年的藝術教育像一道幻光?！笨偛哒谷送鮼喢魟t說：“作為真實的現場教學，展覽不在于傳遞藝術知識，而是讓學生體驗辛苦的藝術生產與勞動過程?！?/p>
今年南藝美術館的“AMNUA國際計劃三——大健身”，包含數個單元，分別為《新群眾》展覽、《此時彼刻——英國朋克后的電影和錄像》、《拇指鬼畜，數據瘋魔》展覽、《大銀幕-電影與意大利六八》專題，整個“國際計劃三”，為期近一月，至10月17日閉幕。9月19日率先開啟的是《新群眾》與《拇指鬼畜，數據瘋魔》兩個展覽單元。
乍看項目主題“大健身”，或許費解。但如果把項目與展覽置于整個“國際計劃”的完整背景下，便可以理解策展人對“當代藝術”的破題。
2014年，“國際計劃一”的主題為“外包/內銷”，藝術生產過程被抽象為一個生產鏈、生產關系，藝術家發(fā)包作品概念，而完成裝置、實現藝術創(chuàng)作的人，則成了美院的學生。展覽通過拓展外包行為在內外取向上的理解，以更廣義地理解：當代進程中的人類究竟為何？
2016年，“國際計劃二”的主題為“絲路國際”。意識到自身在經濟系統(tǒng)框架中的位置和角色，藝術活動在微觀上呈現出藝術家日益自覺的自我經濟實踐，或融入由雙年展、博覽會、美術館、畫廊等封閉循環(huán)的運轉體制，或進入體制的運轉方式。
2018年，“國際計劃三”，在完成了對當代藝術生產鏈、“全球化”經濟運作方式的探討后，進入數字時代對藝術“在場”的思考：通過數碼技術，業(yè)余藝術愛好者和群眾正在占據景觀舞臺的中央，每一個身體與大腦都在進行“社會雕塑”，所謂“大健身”主題，正反映了群眾在數字工廠“集體勞動”的景象。
“澎湃新聞”記者帶來一組現場作品，看“大健身”“新群眾”是如何落地的：
展廳一層，參觀者經過投影動畫，“米其林健身者”。身后是美院學生自制的健身用品，并現場售賣。
一位南藝學生在開幕式上表演B-Box
展廳二層，集中呈現文獻檔案與影像。
卡爾·阿克利，卡里辛比的巨人，非洲巨人剝制標本，文獻檔案
人類學家為了獲得大猩猩標本，活剝了它。很多年后，大猩猩身后的火山腳下，成了一處難民營。
內爾·哈維森，盲視，行為，錄像
畫面中的男子，是一位色盲，在頭頂輔助設備的幫助下，他得以了解彩色的世界。
該作品沒有展覽說明，藝術家于伯公告訴“澎湃新聞”，展墻上一列排開的是草原上使用的箭矢，這是一個在內蒙古草原的駐地藝術計劃，藝術家來到草原，教學生如何制作弓箭，了解草原文化，項目在當地流動進行，旅途中，藝術家與學員體驗當地生活，展示的是縮小的帳篷，以及教學繪圖。
少年新聞日報，健康版，唐彥，2018
榮耀男孩，1983，萬達·卡特，4分鐘影像。
展廳三層，呈現裝置類作品及《拇指鬼畜，數據瘋魔》展覽，后者是當代藝術對數字化與手機時代的回應。
雕塑作品
不少觀眾被霧氣（干冰）流動的這間房舍吸引，策展人告訴記者，這是一處被拆除的老屋，藝術家保留下房屋構件，并拍攝了紀錄片《濃霧鎮(zhèn)》。
一組紙上色粉作品中的2幅，徐跋騁，“大魚”系列，2018
“手機玩我”展區(qū)。掃碼登錄后，可以在平臺上留言，展覽以一面展墻、數張展臺呈現出互動成果。
影像作品的一幀
膜拜價值，還是展示價值？
觀展前，策展人王亞敏告訴“澎湃新聞”，此次入選的都是國內外的成熟藝術家，且身份多元。有電影導演、哲學家、威尼斯雙年展國家館藝術家代表、倫敦藝術學院院長、杜尚獎得主，也有在古根海姆辦過展覽的當代藝術家。但是，如若不是他提前介紹與專門導覽，記者此次來到南藝美術館，又會陷入一場“混沌”的參觀旅程——有的展品沒有展覽標簽，撞上了藝術家可以略知一二；有的展品即使有標簽，也寥寥數字，并不足以傳遞有效信息，絕大部分展品也是以影像、復制品等形式呈現。
王亞敏表示，一場當代藝術的展覽，應當是開放的狀態(tài)。當代藝術，往往是概念性的，展覽既可以突出作品的膜拜價值（展出原作，強調商品性），也可以突出展示價值（以復制品、影像等概念性的物品傳達概念），而后者或以其發(fā)散性的思維，或以其引發(fā)爭議與話題的力量，構成展覽的價值。
盡管策展人強調了“展示價值”“傳達概念”，但一場真正演繹出策展理念的優(yōu)質展覽，依然是靠展品來呈現的，傳遞展品信息的方法無疑也非常重要。策展人看似“合理化”一場展覽的背后，依然暴露出高校美術館辦展的艱難。
一場原本預算六十萬元的國際展覽，經過復雜的審批流程，或許只能獲得一半的資金，甚至直至展覽開幕，部分資金還需策展人先行墊付。轉過身來，策展人需要面對的是七八十位國內外藝術家的作品，因此不可避免地選擇了影像或復制類作品，一再壓縮成本?；I備展覽的過程中，受制于人員緊張，對每一件展品的“背景梳理”也多集中于策展人的“大腦”，形成于口述，或者開幕以后通過人工導覽、公眾號推文，實現深度呈現。因此，開幕現場觀展時的“信息匱乏”也就不難理解了。
受困于高校美術館現實的南藝，卻也以自身的方式突破局限，將一屆一屆“國際計劃”辦成了真實的現場教學。近20位學生參與了此次的策展、布展工作。王亞敏告訴“澎湃新聞”：“開學以來，學生們半天上課，半天趕來幫忙。盡管做的工作是些粗活、累活，但是他們體驗到展覽的過程。作坊式的教學，不在于傳遞藝術知識，而是讓學生體驗辛苦的藝術生產與勞動過程。不僅看到好的作品，同時接觸到藝術圈，也打開了藝術關系?！痹谡褂[開幕式上，記者看到，參與策展和布展的幾位學生代表依次上臺發(fā)言，而總策展人則退居一旁，那些稚嫩、不善言辭、甚至慌忙的學生，成為了這場“大健身”中的“新群眾”。
南藝研究生畢業(yè)的韓旭參與了第一屆和本屆“國際計劃”，此次，他以健身工作室負責人和參展者的身份回到母校。在接受采訪時，他說：“第一次參展時，同學們膽子很大。現在，反而沒有以前的沖勁了。藝術學院帶給我們最重要的是底色，四年的藝術教育像一道幻光，四年后每個人都打回原形，融入了生活，沒有多少人一直做藝術?！痹掚m如此，從曾經負責展品制作、布展的大二學生，到帶著健身品牌、以藝術化的手段呼喚“自信勝于專業(yè)”的參展者，記者在南藝畢業(yè)生身上看到的是對藝術的堅持，以及藝術與真實生活/生存的融合，也是“國際計劃”三屆、六年生長的一個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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