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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西蒙·斯特朗格:以“辭典”的方式講述二戰(zhàn)家族史

幾年前的某一天,挪威作家西蒙斯特朗格得知,自己岳母從小居住的房子曾是納粹挪威間諜亨利林南盤踞的地方,而她的祖父希爾施科米薩爾就死于挪威的猶太人大屠殺。

幾年前的某一天,挪威作家西蒙·斯特朗格得知,自己岳母從小居住的房子曾是納粹挪威間諜亨利·林南盤踞的地方,而她的祖父希爾施·科米薩爾就死于挪威的猶太人大屠殺。

這棟被稱為“罪惡的修道院”的房子,成為斯特朗格探究和書寫家族史的開始。他以“辭典體”的形式,將科米薩爾的家族史、亨利·林南的故事與二戰(zhàn)時期的殘酷歷史交織,寫成了《光明與黑暗的辭典》。

在這部歷史小說里,他想要揭露某種“只有虛構作品才能傳遞的真實”,迫使人們去思考暴力的來源和阻止暴力的可能方式。

日前,斯特朗格攜《光明與黑暗的辭典》中譯本訪華,他在上海接受了澎湃新聞的專訪,“語言可以讓人產生隔閡,但人與人之間應該有更多相通的東西”,他說道。

西蒙·斯特朗格(Simon Srranger, 1976-)



語言可以是暴力的開端

澎湃新聞:書名《光明與黑暗的辭典》據說是從挪威語直譯而來,而英語版的譯名是“繼續(xù)念出他們的名字”(Keep Saying Their names),在這本書里,這兩個表達的關系是怎樣的?對你來說,辭典和記憶有什么關系?

西蒙·斯特朗格:挪威語的書名是不可譯的,在英語里找不到合適的直譯。當時,我的出版代理商建議引用這本書最后的幾句話,從中得到了書名。我覺得這個標題很美,但在挪威語原版中,書名大致意思是“光明與黑暗的百科全書”,我更喜歡這個標題,因為我想寫的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小說,它關乎語言。

我想,一部詞典或者一部百科全書講述的是世界上的一切。它應該是包羅萬象的,而我在小說里所做的是選擇這個世界的一部分去講述,我們的記憶也是這樣運作的。記憶是私人的,這部小說也是一部非常私人化的“百科全書”。

《光明與黑暗的辭典》書封



澎湃新聞:你在之前的講座上談到,這部小說原本要寫的是發(fā)生在“罪惡的修道院”相同房間在不同時間的故事,這樣的計劃最后是如何發(fā)展成辭典的結構的?

西蒙·斯特朗格:起初,我只是記錄下了不同時間發(fā)生在各個房間里的一些片段,但后來,我將這些片段移動和分開,為故事制造新的入口和出口。在我決定以辭典的形式來完成這部小說之前,差不多只有30頁,我希望讓整個小說像百科全書那樣展開,于是它逐漸豐富起來。

我希望辭典的編排能給讀者帶來驚喜:你永遠不知道下一頁會發(fā)生些什么。借由辭典的結構,亨利與我妻子家族的故事線彼此交織。我可以在我想要的時候停下,也可以寫一些很短的文字——對我來說,語言的詩性和音樂性對我來說很重要,我一直試圖把它們寫進小說里。

以辭典的方式來寫這本書還有一個原因:它讓人關注到語言本身。大屠殺總是從語言開始的,語言不是無辜的,語言是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是它讓我們以為彼此之間有分歧。那正是暴力的開始,是對某人采取反對行動的開始。小說的辭典結構展現了語言本身和它的影響。

澎湃新聞:小說中那位臭名昭著的亨利·林南起初是個普通的挪威人,從小受到周圍人的欺負,在想要擺脫這一處境的過程里,最終成了挪威猶太人大屠殺里最殘酷的兇犯。這讓人聯(lián)想到漢娜·阿倫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所寫的“平庸的惡”,你認為林南和艾希曼是同一類人嗎?

西蒙·斯特朗格:我認為林南不是生來就是怪物,這一點很關鍵,這也是我從他的童年寫起的原因。當一個人成為了像林南那樣的怪物,造成了那么多的死亡和痛苦,這個過程中發(fā)生了什么?我想要去理解這種變化。小說里林南的每一幕都是基于真實的歷史事件,包括他的第一次出場:他和他的弟弟一起出現,弟弟穿著女士鞋子,因為他的冬靴破了,這讓他遭到了嘲笑。林南從小被霸凌,我覺得這是一切的開端。

我認為林南和艾希曼不同。阿倫特提出的“平庸的惡”對于研究整個大屠殺歷史當然都很重要。比如在挪威,警察拘捕猶太家庭,不是出于對猶太人的恨,而只是他們被告知要這么做:總得有人進行逮捕,有人開車,有人將猶太人送上船,有人在船上工作,有人建造運輸的火車,最后,有人制造毒氣室。每個人都只是做了自己那一小部分的工作,結合在龐大的機器中,最終殺死了大約六百萬人。但林南和這些人不同,他非常積極地扮演著自己的角色:當他被要求成為納粹的秘密特工,“滲透”挪威抵抗組織的任務時,他是真的投入其中,不只是按照吩咐的去做,而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做。除了為他自己做事之外,他沒有任何意識形態(tài):我想,如果挪威抵抗組織吸納他,想要讓他做事,他可能也會去做。

有很多像他這樣的人,而他是戰(zhàn)爭、第三帝國與自我人格最不幸的結合,納粹和戰(zhàn)爭給他帶來了金錢和武器,讓他去殺戮和折磨他人。他的人格是破碎的,被他人疏遠隔離了太久,然后他說:“我比任何人都要好,我不想成為他們中的一員。我會向他們展示我有多么偉大。”而這恰恰是自卑的標志——當你假裝更強大更厲害的時候,你更脆弱。

澎湃新聞:對于今天的讀者來說,你希望通過林南的故事向他們講述什么?

西蒙·斯特朗格:我覺得隨著我越寫越多,我開始思考今天的年輕人,他們中有一些脫離了現實,在網絡上獲取信息。2011年,一個年輕的挪威恐怖分子殺了77個挪威人,其中大多是青少年和兒童。這個人的信仰完全就是納粹意識形態(tài)的延續(xù)。我想他可能和林南有同樣的想法,只是他的動機更多出于意識形態(tài)。

這就是我想對今天的讀者說的:在這些年輕人變得極端之前,去認識他們,嘗試接納他們,試著讓他們感到舒適,感到自己是被賞識的。我認為被孤立和被拋下對于人類來說是最痛苦的事情之一,可能會釀成很嚴重的結果。不過,我寫林南的另一大原因是我妻子的家庭,當“罪惡的修道院”里有林南的審訊室,當我知道我岳母曾在這個刑訊室里出生和長大時,我就知道我必須去深入調查。這是整個挪威最著名的“邪惡之家”之一,他們?yōu)槭裁匆徇M來呢?這就是我開始寫作的原因。

重要的是找到真實的故事

澎湃新聞:據說《光明與黑暗的辭典》還有一部續(xù)作《謀殺者和救援者博物館》,那是個怎樣的故事?

西蒙·斯特朗格:這個故事依然關于戰(zhàn)爭和我妻子的家庭,但是沒有林南。在《光明與黑暗的辭典》中有些地方錯了。我妻子的家庭一直以為是挪威的一個秘密組織幫助1000個人藏在卡車里,在夜晚時穿越邊境,他們都以為是這些人拯救了我妻子的外祖母和其他家人。但后來,一位在奧斯陸猶太博物館工作的研究員在一檔播客節(jié)目中告訴我,不是這樣:有位挪威抵抗組織的成員殺死了一對猶太夫婦,他同另一個抵抗組織成員一起拿走了那對夫婦的財物,然后把他們沉入了挪威與瑞典邊境附近的湖底,4天以后,這兩個人又去救援其他人,其中就包括我妻子的家族。這意味著我們所感謝的救援者,實際上也是謀殺者。于是就有了《謀殺者和救援者博物館》這本書。

澎湃新聞:《光明與黑暗的辭典》小說被歸為“歷史小說”,融合了事實和虛構,在寫作的時候,你是怎么處理兩者之間的邊界的?

西蒙·斯特朗格:如何處理邊界?我在寫作的時候盡量保持準確,所以我做了很多研究,書中的很多場景都盡可能地基于真實事件。不過在這兩部小說里,我也嘗試去深入那些已故之人的腦海,腦補他們的想法,然后寫下他們的對話。這也就是虛構開始的地方。

澎湃新聞:你在前言中寫到你想要去揭露只有虛構小說才能揭露的真實,這是什么樣的真實?

西蒙·斯特朗格:我想我喜歡寫小說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小說就像一個安全的空間,可以去討論那些看起來過于古怪或者過于私人的事物。這也是我作為讀者會被文學所吸引的一個原因。小說是我們能夠相遇、從各個維度上去探討人類經驗的地方。

《光明與黑暗的辭典》基于真實事件。我認為小說有時候可以將很多重要的內容和想法濃縮成短小精悍的故事,讓讀者感受到它的意義。如果說日常事物是一切,包括等待和思考,那么文學就是那些真正重要的事件。

澎湃新聞:怎樣去決定什么是重要的時刻?

西蒙·斯特朗格:這不只是生活中有意義的事情,還有我們思考的方式。只有在我讀到某些東西的時候,我才會意識到世界上存在一些我已經了解、但在此之前卻不知道我已經了解的事情。我想閱讀可以讓我們發(fā)現世界,周遭和自己。

澎湃新聞:在你看來文學在歷史、在二戰(zhàn)大屠殺的敘事里能夠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西蒙·斯特朗格:文學對于理解大屠殺來說很重要,但我認為,這里的文學主要是指那些幸存者、親歷者所寫下的故事。我推崇的一位挪威作家曾說,作家永遠都不要去寫關于大屠殺的事,因為很容易會把可怕的事件變成小說里的某些戲劇化情節(jié)。我同意這個觀點。之前我絕對不會寫關于大屠殺的故事,直到我發(fā)現這段歷史和我自己的家庭有關——這是我動筆的原因。

我很崇敬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寫的那些書,它們幫助我們理解到底發(fā)生了什么。萊維寫了自己在奧斯維辛的經歷,當戰(zhàn)爭剛剛結束的時候,他就開始寫作,他說有一種強烈的生理上的需要迫使他要馬上把這段經歷寫下來。他的書《這是不是個人》出版于1947年。這本書讓人感到恐懼,書中萊維對于發(fā)生的事情沒有給出任何觀點,只是將它們記錄下來。當時的公眾并沒有準備好去閱讀這樣一本書,他們想要忘掉戰(zhàn)爭。直到大約20年后,這本書才獲得成功。在挪威也有像他這樣身為大屠殺幸存者的作者。

我不會閱讀寫大屠殺的虛構文學,我覺得比起捏造,重要的是找到真實的故事。這是我的看法,不同的作家可能有不同的答案。我在寫作的時候會非常認真地嘗試閉上眼睛,去感覺我就身處那樣的時間和地方,感受它的氣味和周圍的環(huán)境。我認為這樣的寫作是涉及道德的,因為我寫的是和你我一樣真實的人。

《這是不是個人》中譯本



在挪威當作家是幸福的事

澎湃新聞:在小說里你寫到,科米薩爾家族閉口不談戰(zhàn)爭的一個原因是寬恕。對此你的想法是怎樣的?對于創(chuàng)傷,寬恕與和解是否是可能和必要的?

西蒙·斯特朗格:每個讀者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在我看來,寬恕是為了繼續(xù)你自己的人生,能夠將往事留在身后。我們需要寬恕,但不要遺忘。

在挪威,提到亨利·林南的名字就讓人毛骨悚然,而在超過15年的時間里,身為作家的我都不曾知道這個名字和我妻子的家族有關,因為沒有人會談論起這些。我的岳母格蕾特童年時過得很痛苦,因為她的母親在戰(zhàn)后身患重病。在很多年里,格蕾特對戰(zhàn)爭都緘口不言。但是,在我為這部小說采訪她的時候,當我們開始談論這段過去,談論寬恕的問題,她開始一點點開口,隨著我們的每一次見面,說出越來越多的故事。記憶會為另一段記憶打開大門,向一段新的記憶敞開。過了一段時間后,我發(fā)現格蕾特談論她母親的方式改變了。過去,她對母親充滿責備,例如會埋怨她從來不參加自己在學校的演出,永遠在生病。當她讀到我小說中的一些部分以后,她開始漸漸理解她的母親經歷了什么。我想,她寬恕了自己的母親。

我認為寬恕是重要的,但只有當人們對于他們所做的事情真正感到愧疚的時候,你才能寬恕他們。要做到這一點,人必須理解自己做了什么。瑞典作家安·黑貝萊在《關于邪惡的小書》里寫道,人類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已經為自己的行為做好了辯護。因此,在我們采取行動之前,我們已經在頭腦中考慮了它的對錯。正因如此,反省是如此困難,你要回到過去,越過你所相信的東西,以全新的眼光去審視它們,然后意識到你做了錯誤的決定。這對很多人來說很難做到,如果你做到了,也會非常痛苦,但只有這樣才能被寬恕。對于那些無法悔改的犯罪者來說,談不上寬恕。

澎湃新聞:現在你的妻子和家人會怎么看他們自己的猶太人身份?

西蒙·斯特朗格:這很復雜,因為他們當中沒有一個猶太教信徒。而令人悲傷的是,在挪威,身為猶太人的身份仍然是危險的。在奧斯陸的猶太教會堂外面,每天都有武裝警察。早在加沙戰(zhàn)爭前的10到15年,就已經是這樣了,因為有人會在猶太教會堂外射殺。所以我妻子一直很淡化她的猶太身份,不太提起。但現在《光明與黑暗的辭典》這部小說在挪威出名了,我妻子第一次帶我一起去猶太教會堂。現在,我們家庭對于我們的身份,感覺更好,也更糟了。因為我們的孩子也擁有猶太人身份,而在這本書出版之前,沒有人知道,但身份永遠是他們所擁有的傳統(tǒng)。

澎湃新聞:和歐洲的很多國家相比,生活在挪威的猶太人大屠殺幸存者似乎很少被講述,是有什么原因嗎?猶太人在挪威的生存現狀是怎樣的?

西蒙·斯特朗格:為什么挪威的猶太族群人數這么少?這也是我想在《光明與黑暗的辭典》以及《謀殺者和救援者博物館》兩部小說中想要探討的東西。納粹并不只是出現在20世紀的德國。根據1814年挪威憲法的《第二修正案》,猶太人被禁止進入挪威。直到19世紀50年代,這一法案才得到修改。到今天,人們仍然慣于排除異己,在挪威就有種族主義的恐怖分子,這很糟糕。世界是全球化的,有很多東西將我們彼此連接,但人與人之間仍然有隔閡,這很愚蠢。

《光明與黑暗的辭典》原版


《謀殺者和救援者博物館》原版



澎湃新聞:你在小說里提到了易卜生戲劇《野鴨》的排演以及其他的一些戲劇表演,你的小說本身也被改編成了戲劇,可以說你的小說和挪威的戲劇以及文學傳統(tǒng)有關嗎?

西蒙·斯特朗格:我的小說和戲劇沒有太大的關系,《光明與黑暗的辭典》被改編成戲劇的時候,我只是閱讀了一下劇本,修改了一些小細節(jié)。對于挪威文學我可以再展開說說。挪威語是一門非常小眾的語言。50年前,越來越多的挪威人開始學習英語、用英語閱讀。于是,為了保持挪威語的生命力,挪威政府對每一本出版的書都購買了上千冊,放到圖書館里。這意味著出版社能夠去出版一些非常有實驗性、小眾的挪威語作品或者嚴肅文學。這樣的情況持續(xù)了很多年,很多挪威的作家因此而得以被人們所認識,并有機會走向世界。例如挪威作家卡爾·奧韋·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rd)的《我的奮斗》就非常出名,我年輕時,曾上過他的創(chuàng)意寫作課程。我覺得在挪威當作家是件很幸福的事,雖然未必能賺很多錢,但是能寫嚴肅文學。2019年,在《光明與黑暗的辭典》之后,我才成為一名全職作家,在此之前,我只有在晚上和周末寫作。最近,我在寫一些關于世界歷史的讀物,其中一本叫《Kokotopia》,在挪威語中,“koko”的意思是“瘋狂”,因此那本書講的是一個“瘋狂的烏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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