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史關注：司馬遷的啟示
在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中，以統(tǒng)一王朝正史資料計，后世《舊唐書》《新唐書》《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稿》涉及“?！钡奈木渲饾u增多，都超過了“前四史”的出現頻次。這符合中華民族海洋開發(fā)逐漸進步與海洋意識逐漸覺醒的歷史趨向。秦漢時期實現了統(tǒng)一。秦王朝與漢王朝控制的海岸線長度與后世王朝大致相當。秦漢在海洋資源開發(fā)方面繼承戰(zhàn)國以來的成就，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準。而東洋與南洋海上航路的開拓，在短時期內實現了空前的歷史性進步。早期海洋學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環(huán)渤海地區(qū)海上方士的活躍及其對海上神仙信仰與長生追求的狂熱，秦始皇、漢武帝等有為帝王對“?！钡年P注，都是后世未能企及的。大致戰(zhàn)國以來，“天下”“四海”與“天下”“海內”的文化地理意識，表現了當時社會對統(tǒng)一的共同追求以及對海洋的空前重視。秦漢大一統(tǒng)政治格局形成之后，海洋文化和內陸文化逐漸融為一體。秦漢社會對海洋的觀察和理解，開啟了新的更寬廣的文化視界?？疾烨貪h文化的特質，認識秦漢文化的風貌，說明秦漢文化的地位，應當重視“?！钡脑氐淖饔谩?/p>
《史記》卷一《五帝本紀》記述黃帝“遷徙往來無常處”：“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首先稱頌黃帝至于東海的行跡。司馬遷關于舜的成就，也有“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之說。自戰(zhàn)國至于秦漢，“海內”已經成為與“天下”對應的語匯。所謂“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貞天下于一，同海內之歸”，都是典型的例證。當時以大一統(tǒng)理念為基點的政治理想的表達，已經普遍取用涉及海洋的地理概念。政治地理語匯“四海”與“天下”、“海內”與“天下”的同時通行，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中原居民的世界觀和文化觀已經初步表現出對海洋的重視。司馬遷在這樣的文化環(huán)境中進行了有關秦漢社會海洋意識與海洋探索的歷史記錄。
有關秦皇漢武的政治史記憶，有非常密集的涉及“?！钡男畔ⅰ！妒酚洝肪砹肚厥蓟时炯o》中“?！弊殖霈F38次。而以漢武帝的歷史表現作為記述重心的《史記》卷二八《封禪書》中，“海”字出現也多達39次。漢武帝至少10次東巡海上，超過了秦始皇的記錄。他最后一次行臨東海，已經是68歲的高齡。在漢武帝時代，“入海求蓬萊”的航海行為更為密集，所謂“乃益發(fā)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仙人以千數”，又說明其規(guī)模也超過前代。
《史記》最早、最明確地記述了對東亞史進程曾經產生積極影響的徐福東渡事跡，并以細致生動的筆調敘說了反映越人優(yōu)越航海能力的史事。“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余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不行?！边@是有關“海風波”可以導致海上航路阻斷的最早記錄。司馬遷又記述了閩越與漢王朝的直接軍事沖突，戰(zhàn)事包括“橫海”情節(jié)。
秦始皇征服嶺南，置“南?！敝T郡，是統(tǒng)一進程中的重要戰(zhàn)略步驟。漢武帝派遣樓船將軍楊仆從海路出擊朝鮮，是東方航海史上的一件大事。《史記》卷一一五《朝鮮列傳》記載，樓船將軍楊仆率軍“從齊浮渤?！?，“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較“出遼東”的“左將軍荀彘”的部隊“先至王險”。漢武帝進軍“海東”，置郡朝鮮，對東方史的走向形成影響。司馬遷筆下中原人面對神秘的海洋所表現的英雄主義和進取精神，可以看作秦漢歷史的光榮紀念。
在秦始皇之后，漢武帝基于“冀遇蓬萊”的偏執(zhí)心理，多次動員數以千計的“言海中神山者”駛向波濤。雖然當時就直接目的而言“其效可睹”，但是漢武帝內心的冀望客觀上刺激了航海行為的發(fā)起，促成了航海經驗的積累，推動了航海能力的提升?！妒酚洝返倪@些記錄，成為中國航海史的重要篇章。司馬遷以太史令身份從漢武帝出游，這位帝王“東巡海上”“東至海上望”“宿留海上”“并海上”，甚至“浮大?！钡冉煌ㄐ袨?，他很可能都曾親身參與。蘇轍說“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指出“四海”的體驗成就其文氣之“奇”。馬存所謂“盡天下之觀以助吾氣，然后吐而為書”“見狂瀾驚波，陰風怒號，逆走而橫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梁啟超所謂“波瀾壯闊”“恬波不揚”等，也大致有同樣的意思。“海洋”元素與秦漢文化之間發(fā)生與發(fā)育的關系，通過司馬遷學術風格的形成可以有所發(fā)現。
面向“海洋”的秦漢文化
秦始皇四次巡行海上以及南海置郡有重要的文化戰(zhàn)略意義。漢武帝至少10次走到海濱。大一統(tǒng)王朝最高執(zhí)政機構面臨的行政任務包括對漫長海岸的控制。神秘的海域亦為秦始皇、漢武帝等有作為的帝王所關注。出于不同目的的航海行為，體現了中原居民面向海洋的積極探索。南洋航路以“雜繒”為貿易主題，說明后世稱為“絲綢之路”的海上航線得以開通。通達“倭”地的東洋航路，因徐福東渡故事與求仙實踐的關系而被渲染了神秘色彩。在這一時期，海洋資源的開發(fā)實現了新的歷史進步，早期海洋學也形成了初步的學術積累。內地社會對海洋有了空前的關注。中原士人有關“海”的詩賦創(chuàng)作以及出身濱海的人士對主流文化的積極參與，都體現出新的社會文化風貌。而早期海洋學論著，已見于《漢書》卷三《藝文志》。秦漢社會的文化風格，在英雄主義、進取精神、開放胸懷、科學理念等方面體現出積極的時代特色。這些特點，在“海洋文化”這一歷史文化主題下均有表現。
海洋，在秦漢社會意識中，是仙人居所、財富資源，也是交通條件、進取路徑，同時又是未知空間、神秘世界。海洋是時常發(fā)生奇異氣象的仙居，但往往也是顯現艱難情境的險境。海，是國家權力實現行政效能的極端邊緣，在一定條件下，也是社會生機蓬勃發(fā)育的優(yōu)勝場域。
海上航運的發(fā)達，海外聯系的拓展，海路文化交流的繁榮，都是秦漢歷史文化具有時代特色的突出表現。承陳寅恪提示，“濱海地域”自有特殊的“觀念”和“信仰”，在有的歷史時期曾經全面影響社會政治格局。濱海文化區(qū)的早期形成，也是值得重視的歷史景觀。回顧中國古代海洋探索史、海洋開發(fā)史和海洋學史，有必要總結和說明秦漢時期的突出進步。
秦漢海洋文化研究
秦漢時期與海洋相關的歷史文化現象，是值得秦漢史研究者特別關注的重要學術方向。涉及秦漢海洋文化這一學術主題的前期研究成果，包括對秦始皇、漢武帝出巡海濱、“燕齊海上之方士”活動、秦漢沿海區(qū)域行政、秦漢濱海文化、秦漢“并?！苯煌ā⑶貪h海鹽生產、秦漢東洋航運與南洋航運、秦漢海洋漁業(yè)、漢代“樓船軍”戰(zhàn)事等方面的研究心得。對于秦漢時期海洋資源的開發(fā)、海上航路的通行、海路貿易的往來等，海內外學界的研究論著有一定數量，也有一定深度。對當時的海洋探索、海洋開發(fā)，對當時社會的海洋意識，對這一歷史階段涉及海洋的文化面貌的總體論說，也有學術專著問世。
如下學術專題的考察是有積極學術意義的：秦漢海洋資源開發(fā)、秦漢海洋航運、秦漢沿海區(qū)域文化、“?！迸c秦漢人的世界知識、“?！迸c秦漢人的神秘信仰、秦漢早期海洋學、秦漢軍事史的海上篇章、秦漢社會的海洋情結等。試求對說明秦漢時期有關海洋的實業(yè)開發(fā)、行政經營與文化思考這一學術主題有所推進，這也是項目設計與啟動的初心。而秦漢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考察與研究，迄今有若干研究成果，然而學術空間依然可觀。
重視史籍文獻與考古資料的結合，是歷史文化考察的正確路徑。從事秦漢時期的海洋探索與早期海洋學研究的學者對此進行了積極的探求?？茖W考古的發(fā)掘收獲，出土文字資料如簡帛、碑刻、封泥等，理所當然地為研究者所采用。對于“海洋漁業(yè)”研究中有關“海上漁捕方式”的討論，對于“海洋鹽業(yè)”研究中有關“齊國鹽業(yè)與鹽政的考古學考察”的討論，對于“東洋航運”研究中有關“‘漢委奴國王’金印”的討論，對于“南洋航運”研究中有關“漢代南洋航運的考古學實證”的討論，對于“越人航海傳統(tǒng)與閩越航運優(yōu)勢”研究中有關“城村城址水門發(fā)現”的討論，對于“秦始皇陵‘水銀為’‘?！南笳饕饬x”研究中有關“秦始皇陵地宮設計構想的海洋因子”的討論，均以傳世文獻和考古資料結合進行的考察，促成了新識的推出。秦封泥“晦池”“每池”的研究，豐富了我們對秦漢宮苑“海池”“漸臺”的認識。居延漢簡所見“臨淮海賊”提示了“漢代的‘海賊’”對行政史的深刻影響。居延漢簡“鮑魚”簡文增進了對當時海洋漁產的理解?！斗手卤匪姟昂Ｉ宵S淵”有益于說明“東海黃公”傳說的社會文化背景。漢景帝陽陵外藏坑出土“海相的螺和蛤”等海產品遺存，透露了漢王朝上層在消費生活層面與海洋的關聯。有關文化跡象或許也體現了神仙信仰和長生追求對于社會意識的作用。
以海洋為場域：文化探索、經濟開發(fā)與行政控制
戰(zhàn)國秦漢所謂“燕齊海上之方士”，是環(huán)渤海地區(qū)較早關注海上景物，并參與開發(fā)海上交通的知識人群。他們的海洋探索因帝王們的長生追求，獲得了國家行政支持。方士們知識人生的一面，表現為以富貴為目的的陰險的政治詐騙；其另一面，即以艱險航行為方式的海洋知識探求，具有積極的歷史意義。內地上層人物的海洋知識，多通過方士們獲得。
經營海洋漁業(yè)的“海人”，也是海洋探索的先行者。秦漢時期還有“齊客”“海賊”“習船者”，以及“善網捕”“倭人”等與海洋密切相關的社會身份。就此進行分析，可以充實我們對秦漢社會的認識。
秦漢史籍文獻有關于“海溢”“海風波”“鯨魚死”等海洋自然現象的記載。有關海洋水文學、海洋氣象學、海洋生物學的相關記錄，在海洋學史發(fā)展進程中有重要意義。有關“入海市明珠”的貿易行為，“蠻夷賈船”遠洋航運，“海租”“海稅”的行政征收，“珠官”的產銷管理，諸多相關海洋的經濟史料的遺存，投入研究力量的必要性也是顯而易見的。
分析海洋與政治史的關系，可以深化我們對秦漢政治文化的理解。秦始皇“立石東海上”，“以為秦東門”；劉邦警惕田橫“為亂”，因“設屯備”；漢景帝削藩，“削之會稽”，“奪之東?！?；漢武帝“事兩越”，以樓船軍擊朝鮮；漢光武帝對西域戰(zhàn)略取保守態(tài)度，東南方向則派遣馬援遠征交址、九真等，都是由高層決策的“海上”政治行為。以大規(guī)模的軍事行為撲滅“海賊”，也是海上航行能力甚強的反政府武裝形成治安危害的應對措施。通過秦漢社會的政治理念和海洋意識在政策設計與行政實踐層面的交結，或許能夠更真切地說明秦漢文化的時代風格。
以世界史為背景的秦漢海洋文化考察
所謂“秦漢海洋文化”，其實是說面向海洋的秦漢文化。工作進行到現今的程度，我們更深切、更具體地意識到這一學術主題的內涵其實非常豐富。分析并說明相關文化現象，指出其發(fā)生的背景條件、社會表現、歷史影響和文化意義，還有相當廣闊的探索空間。對于以往流行的希臘羅馬為代表的西方文明是海洋文明、中國文明是陸地文明或內陸文明的認識，可能有必要區(qū)分歷史時段予以深入理解和準確說明。對于“海洋文明”“海洋文化”與“內陸文明”“內陸文化”的分析，也需要注重時代條件進行認真的考察研究。認真分析秦漢文化與海洋相關的內容，并且以世界史為背景予以更深學術層次的總結和說明，這對深化中國古代海洋探索和海洋開發(fā)之歷程的總體傾向的認識，是有積極意義的。對于如何解決現今涉及海洋的諸多問題，也可以提供具有啟示意義的歷史借鑒。完成這一學術任務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我們已經具有值得肯定的認識基點。
近年來，關于海疆問題、海權問題以及海洋資源開發(fā)與保護問題受到普遍關注?？疾?、總結秦漢時期海洋探索的努力以及早期海洋學成就，在一定意義上可以實現積極的學術推進。關于中國古代海洋史研究的學術進步，秦漢時期這一重要歷史階段具有非常重要的考察意義。學界的相關研究收獲，應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現在看來，已有研究收獲的不足依然存在。例如，學術發(fā)現比較零散，學術層次尚在初級，學術總結也是局部的、不完整的。有些方面完全可以繼續(xù)擴展、突破，開創(chuàng)新的方向，拓廣新的學術空間。比如秦漢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研究，就有很好的學術前景?？梢詷酚^預期的是，新出考古資料將不斷揭示新的歷史文化信息，進一步的研究一定會獲得更優(yōu)異的條件，取得更豐碩的成果。
約翰·邁克的《海洋——一部文化史》引用了這樣的詩句：“海洋即歷史?！弊髡邔懙溃骸按蠛？赡茉缫寻l(fā)展為全球性的跨國空間?！彼€引導讀者一起欣賞另一首詩《海浪》：“大海／不是一個地方／是一個事實／一個謎?！彼岢隽诉@樣一個文化命題：“書寫大?！畾v史’的可能性”。我們現在思考這個問題，或者考慮僅僅是“書寫大?！迸c人的關系的“歷史”的“可能性”，“書寫大?！迸c中國人的關系，與中國文化的“歷史”的“可能性”，大概都是難以回答的，或者只能暫且提交缺乏充分自信的答卷。但是這一工作的意義確實非常重要。也許，通過持續(xù)的、認真的考察，我們可以逐步說明，在世界史的視域中，海洋不僅在地中海世界及西方其他地方較早發(fā)揮了重要的交通條件的作用，在東方，也有大致相同的歷史跡象。也許通過與中國史進程密切相關的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也可以得到這樣的認識：“大?？赡茉缫寻l(fā)展為全球性的跨國空間?！蓖ㄟ^對秦漢時期的歷史文化考察，是可以增進相關問題的認識的。
進行漢帝國與羅馬帝國的比較研究，當然涉及海洋問題。這一問題的研究還有待于深入進行。
（本文摘自王子今著《什么是秦漢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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