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的共和國”——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重教尊師

本文系浙江大學歷史學院呂一民教授于2022年9月22日在首都師范大學的講座內容，原題為《“教師的共和國”：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重教尊師漫談》。講座圍繞四方面內容展開：權力競逐與第三共和國的重視教育、“教師的共和國”之說的出現、重教尊師的成效與法國社會的現代轉型、對第三共和國重教尊師的反思與斷想。

一、權力競逐與第三共和國的重視教育

對法國等歐洲國家來說，人稱“歐洲的世紀”的19世紀，既是“浪潮涌動、創(chuàng)造力迸發(fā)的一百年”，也是“競逐權力的世紀”。培根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中，“力量（power）”一詞實際上既可譯成“權力”，同時也還包含“強權”“強國”之類引申義。英國史學家R. 埃文斯參撰企鵝蘭登集團精心打造的“企鵝歐洲史”時，將其承擔的19世紀卷取名為《競逐權力：1815—1914》。他筆下的“權力”，無疑涉及多個維度，既包括政治、軍事、經濟，又包括社會、文化等方面。本人對埃文斯此舉甚為認同，且強烈覺得，法國朝野人士在這一時期對“知識生產與傳播”表現出的超常熱情，很大程度上源于對某一方面“權力”的渴求，以及對法國重新成為一流強國的期盼。

說到這里，自然就得先了解共和派當局何以如此重視教育，特別是重視推行教育改革？以及他們當時又是如何相繼推行教育改革的？

重視教育的原因，至少可歸結為兩點：首先，普法戰(zhàn)爭結果導致法國社會各階層民族意識的爆發(fā)，使其紛紛聚焦敗因進行反思，并將失敗與法國教育體制上的弊端、缺失相聯系。這一過程中，“擊敗法國的并非撞針步槍，而是普魯士的小學教師”之類說法，時常會在法國不脛而走；其次則是出于共和制合法性的考量。共和派人士掌權后清醒意識到，若想確立共和制度，就得改變國民頭腦，使之具有共和主義思想觀念。而要做到這一點，教育改革非搞不可。

至于他們當時如何推行教育改革？我覺得似可分為前后兩大階段。

前一階段改革時，因共和派執(zhí)政之初的緊迫任務是鞏固共和政體，故最先推出的改革以“反教權和世俗化”為中心任務，并確立了初等教育改革的三項原則：義務、免費、世俗化。其中，為堅定青少年共和信念、加強愛國主義情感培育，不僅在中小學校增設了道德與公民教育課，同時還特別重視歷史教育。就這點來講，當時不少史學家起了很大作用。在第三共和國史壇充當領軍人物的E. 拉維斯更是居功至偉，以至于以倡導“記憶史學”著稱的P.諾拉在主編里程碑式的巨著《記憶之場》時，親自撰寫了與拉維斯相關的篇章《拉維斯的法國史：對祖國的敬愛》。

E. 拉維斯

至于后一階段進行的改革，需看到共和政體鞏固之后，尤其是九十年代激進共和派開始掌權以來，當局在教育領域，除繼續(xù)致力于溫和共和派“反教權與世俗化”的未竟事業(yè)，日趨把主要精力投到以振興經濟，亦即適應第二次工業(yè)革命興起需要與滿足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要求為導向的教育改革。為此，當局無論是在高級初等學校、中等學校，還是普通綜合性大學，都分別進行了引人矚目的改革。

二、“教師的共和國”之說的出現

“教師的共和國”在法文中為 la République des professeurs。此說的出現乃至廣為流傳，與兩次大戰(zhàn)之間，確切地說是二十年代中期《教師的共和國》一書問世有關。la République des professeurs”以前多譯為“教授的共和國”，但我覺得，由于法語中的professeurs并非只指大學教授乃至高校教師，也可用在從事中等教育的教師身上。更有甚者，第三共和國時期，小學教師無論是從數量，還是從實際作用和影響力來看都屬于不容小覷的教師群體，遂不妨對傳統(tǒng)譯名稍加修正，將它改譯為“教師的共和國”。

《教師的共和國》出版后，轟動一時。這當然和作者是當年法國文壇地位高、影響大的A.蒂博代有關。但我覺得更重要的原因還是，這本書“恰逢其時”地揭示、探討了法國“美好時代”以來日益凸顯的一種現象：不僅教師在社會中的地位越來越高，影響越來越大，且極富象征意義的是，有不少教師出身的政治家在政壇身居高位，舉足輕重。一戰(zhàn)爆發(fā)前夕遇刺身亡的社會黨領袖J.饒勒斯，1917、1925年兩度出任總理的著名數學家P. 潘勒韋（P. Painlevé，舊譯班樂衛(wèi)）等就是如此。長期擔任里昂市長，并在二十年代中期出任“左翼聯盟”政府總理的E. 赫里歐，更是堪稱“教師的共和國”最突出的代表之一。

P. 潘勒韋（P. Painlevé）

Edouard Herriot

絕非偶然的是，上述三人均畢業(yè)于巴黎高師，具有教師出身的政治家典型的人生軌跡，即依次包含這樣三階段：享受助學金的學生（le boursier）、教師、政治家。鑒于師范院校畢業(yè)后當教師者在當時法國社會廣受尊重，加之政壇上教師出身的著名政治家不乏其人，第三共和國自然時常會被人貼上“教師的共和國”標簽。又由于當局這一時期格外重視師資培養(yǎng)，而通過巴黎高師這樣的頂級名校培養(yǎng)優(yōu)秀師資屬于重中之重，遂使這所始創(chuàng)于大革命時期的名校在第三共和國步入其發(fā)展的“黃金時代”。簡言之，憑借國家層面的高度重視和可觀投入，該校辦學條件大為改善，對優(yōu)秀師生吸引力與日俱增，從而在法國社會中的地位更高，影響更大。因而在二十年代中期，出版商B.格拉塞在推出蒂博代那本《教師的共和國》時，執(zhí)意要在新書廣告中高調宣示：（巴黎）高師正在引導著法國。

三、重教尊師的成效與法國社會的現代轉型

第三共和國的重教尊師舉措，對于推進其現代化進程，包括促使法國社會在“美好時代”完成現代轉型產生了不容低估的成效。這些成效大致體現在以下幾點：

一是確保共和制得到認同

作為戰(zhàn)火中誕生的“早產兒”， 第三共和國的合法性嚴重欠缺。從而導致法國在第三共和國初年曾出現激烈的政體之爭。然而，恰恰就是這一曾被人戲稱是“從窗縫中潛入的共和國”，后來卻不僅持久存在，竟然還成了迄今法國歷史上最長命的共和國：既比第一、第二、第四三個共和國存在時間總和還長，且還暫未被目前仍在運行的第五共和國所超越。值得指出的是，當法國從19世紀跨入20世紀時，絕大多數法國人心目中已將法蘭西和共和國融為一體。人們甚至還可斷言，自大革命以來，還沒有任何制度在法國創(chuàng)造過如此奇跡：雖然這個制度并沒有使大家都滿意，也沒有使每人得到應有的地位，甚至沒能保證大家每天都有面包，但共和國仍仿佛是最好的或最可以接受的制度。一言以蔽之，在絕大多數法國人看來，共和制絕對稱得上是“良制”。毋庸諱言，大凡稍回顧一下第一、第二共和國當年在法國人的集體記憶中分別留下的欠佳印象，尤其是第三共和國之初法國社會因巴黎公社之類事件而被嚴重撕裂，就不難想象得出這一結果確實來得非常不容易。不過，如果說它的出現與共和精神“起著黏合劑作用”大有關系，那么還須強調這樣一點，若沒有上述教育改革的推行及其成效，這種“黏合劑作用” 注定會被大打折扣。

二是促進經濟穩(wěn)步發(fā)展

19世紀90年代中期，法國結束了多種原因造成的停滯狀態(tài)，并在1896-1914年間迎來了近現代史上少有的一輪經濟高速增長。其間，與其他工業(yè)發(fā)達國家一樣，法國走向了以使用電力、石油等現代能源為標志的第二次工業(yè)革命道路。新的技術革命的開展與新興工業(yè)部門的興起，已然成為這輪經濟高漲的動力。各種經濟統(tǒng)計數據亦大多顯得比較亮麗。當時，法國仍能在技術創(chuàng)新方面繼續(xù)居于世界前列，而這實際上也是法國能在這一時期保持強勁發(fā)展勢頭的一大因素。在19世紀、20世紀之交到來的這一輪科技競賽中，法國仍還不時能為人類貢獻出可大大推動生產發(fā)展、提高人類生活質量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或重大改進。凡此種種，顯然也得在一定程度上歸功于第三共和國適時推出的教育改革及其成效。

三是引導社會觀念及時更新

共和思想的傳播和技術的進步，勢必會帶來社會生活深刻變化。就引導國民及時更新觀念，與時俱進地適應社會轉型和現代變革而言，當年推出的教育改革同樣成效卓著。此時特定背景下，為使共和制得以扎根，共和派政府堅持把民主的教育奉為享有優(yōu)先權的行動，還在強化國人對民族國家的認同、培養(yǎng)其公民責任感之際，著力把“知識”當作“進步”最理想標志。更有甚者，讓第三共和國更多地賦予國民各種各樣知識，在費里等人看來不啻是一項足以和第一共和國在大革命中借助對外戰(zhàn)爭大大擴大法國版圖，以及第二共和國賦予男性公民普選權之類豐功偉業(yè)相提并論的壯舉。

惟其如此，共和派上臺后即借助教育改革大力推進知識的生產和傳播。由此，原本就在法國素有影響的理性主義，隨著實證主義的發(fā)展，在第三共和國日益被賦予科學和意識形態(tài)的色彩?！爸R”也開始更多地被視為由“理性啟蒙下的權力”統(tǒng)領的現代公民社會的基石。因應知識體系的發(fā)展完善，致力于獲取知識的人員得益于當局重視和支持，專業(yè)化程度亦不斷提升，進而給法國社會帶來了多種積極影響。一些科學家更是既迸發(fā)出強烈求知欲，還顯示出了非凡創(chuàng)造力。法國當時在放射性等領域取得的舉世矚目成就，皆為很好的例證。其中，L. 巴斯德尤其值得一提。這位在當時被奉為法國“知識英雄”的人物，在成功研制出多種能拯救眾多人生命的疫苗同時，還始終抱持這種信念，即借這些突出成就彰顯法國科學的進步大于德國。當時，那些出類拔萃的法國學者多能憑借其知識生產的驕人業(yè)績廣受同胞推崇乃至膜拜，其中諸如巴斯德等佼佼者去世時甚至還有可能尊享國葬之類哀榮。

L. 巴斯德

四是強化提升法國文化影響   

共和派掌權之后，在繼續(xù)提升法國文化影響力，強化被譽為“光明之城”的巴黎世界文化之都地位上全力以赴，并且亦卓有成效。由此，巴黎更以自身濃厚而獨特的文化與藝術氛圍神奇地吸引著世界各國的有志青年，其中包括諸多從他國來到巴黎并獲得成功，從而享譽世界的學者、藝術家或作家。即便是在吸引外國留學生方面，巴黎似乎也絕不輸于德國包括柏林在內的任何城市。當時在巴黎的外國留學生是柏林的兩倍還多。1891年從波蘭前來巴黎留學的瑪麗·居里就是此期來法留學者中的佼佼者。此外，如果說“美好年代”為巴黎和法國今日所享有的聲譽作出了重大貢獻，那么1900年舉辦的世博會更是可圈可點。正是它不獨再次讓巴黎成為“世界的櫥窗”，還以當時留下的不少至今仍堪稱巴黎“地標”的場館，如大小皇宮等等，見證了這一時代的美好。

四、對第三共和國重教尊師的反思與斷想

第三共和國現代化歷程和其間的重教尊師舉措，當有不少值得關注、反思乃至借鑒之處。以下幾方面似尤為值得給予更多了解與重視。

及時構建契合時代需求的全新教育體系

激烈的“政體之爭”使共和派人士心知肚明，要在六邊形土地上確立共和制就得改變國民頭腦。為此，就需要破除原有教育格局，構建契合時代潮流與需求的全新教育體系。于是，費里等人掌權后即向這一目標著力推進，舉措迭出。這里還不妨補充或強調一點，現代化很大程度上亦是合理化或理性化（la rationalisation），而此期主導這種新教育體系的共和價值，無疑有其哲學淵源——理性主義(le rationalisme)。這種理性主義在19世紀更早一些時段，固然就已經可在孔德的《實證政治體系》感受得到，但大行其道畢竟還是在第三共和國前期。進而言之，如果說在孔德看來，人類知識的每個分支都要經過前后連續(xù)的三個階段：神學階段或叫假想階段，形而上學階段或叫抽象階段，最后是科學階段或者叫實證階段。因而，要把現代社會組織起來，非把它建立在實證政治基礎之上不可。那么，“根據理性的法則從政治和社會方面組織社會”，可謂為共和派人士提供了治國理政時亟需的理論基礎。

倡導“教育優(yōu)先發(fā)展”，尊重并善待教師

共和派上臺后既倡導“教育優(yōu)先發(fā)展”，在發(fā)展教育上也很舍得投入。這種投入不僅表現在興建學校建筑、購置教學設備和實驗裝置等硬件建設上大把花錢，同時更體現在明顯擴大教師隊伍，尤其是小學教師的人數，以及確保乃至提高他們的待遇上。一戰(zhàn)爆發(fā)前夕，法國小學教師已構成一個人數可觀的公務人員群體。而共和國能在法國逐漸深入人心是與這一群體的不懈努力分不開的。

需格外指出的是，小學教師當時多在課堂上發(fā)自內心地贊頌共和國，心甘情愿充當共和制傳授者與服務員，與共和國當局尊重、善待小學教師，包括令其薪金待遇與社會地位都得到明顯改善，實屬密不可分。換言之，小學教師即便出于感激也應該屬于共和主義者。

還要強調的是，就充當社會階層流動通道來看，此期法國實行改革后的各級教育亦表現不俗。而多從師范院校畢業(yè)的廣大教師自身升遷的軌跡，更是在彰顯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社會流動性具有極佳示范效應，從而讓更多人體認到：知識改變命運，教育提升地位。

采取穩(wěn)妥可行的實施路徑    

教育改革能順利推進并取得成效，與主政者當時采取穩(wěn)妥可行、循序漸進的實施路徑大有關系。費里等溫和共和派也被稱為“機會主義派”，得名于其早年曾明確提出等候“適當時機”實行改革的主張。而他們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清楚意識到，為確立和鞏固共和制度，共和派尚面臨許多有待克服的困難。因而在治國理政時切忌操之過急，更不可因輕舉妄動引發(fā)新的社會動蕩。當在教育領域推行改革時，費里等人基本遵循了穩(wěn)妥方針。費里在推行教育世俗化改革中表現出來的“容忍”與“和平征服”精神，更是充分顯示了“機會主義派”在特定背景下治國理政時的“溫和”與“謹慎”。而從法國當時歷史條件以及實際成效來看，類似做法應該說是明智的。

顯示兼容并蓄的胸襟和姿態(tài)

19世紀晚期，第三共和國在不少問題上還普遍顯示出兼容并蓄的胸襟和姿態(tài)。且不論技術人員第二次工業(yè)革命當中在引進、改進外國先進技術上不僅顯得敏銳，還相當開放。即便在涉及早年國內的死硬對頭，抑或當時國際舞臺上的強勁敵手時，也難能可貴地同樣如此。

例如，共和派人士雖會大肆抨擊拿破侖三世統(tǒng)治，但由于這位“圣西門主義君主”統(tǒng)治時曾致力于實現現代化，且多有舉措，導致共和派掌權后在不少問題上實際上仍在沿襲第二帝國的成功做法，大張旗鼓舉辦1889、1900年世博會即屬此例。它們對于展示法國綜合實力，提升第三共和國形象，無不成效明顯。就連有關歷史教育的舉措，在一些法國史學家眼里，也不過是對第二帝國時杜律伊政府的做法的承繼。若要涉及作為法國強勁對手的德國，法國這一時期在高等教育領域推行改革時，實際上也在或公開或隱蔽地效仿德國大學的諸多成功模式。

以上，對本次講座聚焦的問題與現象略作了探討和反思。甚有必要在最后補充和強調一點，法國在第三共和國時期在重教尊師、借助教育改革推進社會進步、促成現代轉型等方面固然舉措多，成效大，但若以后人眼光來審視，乃至嚴加苛求，也并非沒有缺憾。例如，由于法國在長期歷史中形成的中央集權的王朝特性一定程度上仍在共和制下得到延續(xù)，當局此期相關舉措多帶有過濃中央集權色彩，致使在推進改革過程中，政府意志與力量，或曰行政權力的介入無不如影隨形。誠然，行政權力的介入和適當的集中化自有其必要性與合理性，但倘若它們被過度倚重和實施，難免也會造成諸多嚴重后果，其中包括導致首都和外省之間的反差會到令人震驚地步。二戰(zhàn)結束后不久，法國有識之士在《巴黎與法蘭西荒漠》（Paris et le désert fran?ais）等書中揭示的現象，實際上就可在很大程度上溯源于這一時期的某些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