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中國人類學界翻譯的弗洛朗斯·韋伯教授（Florence Weber）的第一部著作，如果我的記憶沒有出錯，這大概也是由法國學者撰寫的人類學史首次譯成中文。她出身并就職于巴黎高等師范學院，是一位非常典型和傳統(tǒng)的精英式法國學者。馬塞爾·莫斯《禮物》一書最新漢譯本的讀者對她并不算陌生，她為2007年最新法語版《禮物》撰寫了富有洞察力的導讀（見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附錄）。實際上，近些年來莫斯研究的再度流行，韋伯教授功莫大焉。她是“莫斯系列”文集的主編，還編輯了莫斯的其他主題文選。
商務印書館“漢譯人類學名著叢書”之《禮物 : 古式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理由》
與大多數(shù)人類學家不同，她做的不是非西方社會的異域民族志，而是從事法國本土社會的人類學研究，她的博士論文研究的就是法國工廠的工人。這使她在撰寫一部有著學科史性質(zhì)的著作時，時時顯示出與其他人類學史著作的不同之處——讀者可與喬治·史鐸金的系列作品試做比較。眾所周知，法國人類學家很多是由哲學出身，看重思辨性，即便是由民族志調(diào)查出身的人類學家也往往會轉(zhuǎn)向哲學式思辨。而韋伯教授是社會科學出身，看重社會學與人類學的結(jié)合，非常強調(diào)民族志經(jīng)驗的實證性。在本土社會的研究經(jīng)驗和感受方面，中國大陸的人類學家在閱讀這本書時，也許會在不少方面心有戚戚，至少對我自己來說便是如此。
這本書是為本行的人類學家寫的。一本好的學科史作品描畫來路，是為了探尋出路。韋伯教授在寫作中將人類學——至少是“歐洲人類學”——這門學科的起源追溯到古希臘時代。這不是大學中的高頭講章的通行寫法，在今日大學人類學講堂上，隨著親屬制度等傳統(tǒng)研究領域的衰落，人類學正統(tǒng)教科書的位置早已岌岌可危了。因此，這本書不是在好古之癖的沖動下才回到古希臘，而是為了思考人類學這門學科在當前面臨的危機感，才選定了一個特定的歷史節(jié)點即古希臘理性時代，來思考人類學作為一種“思考方式”的內(nèi)在價值。
在本書的知識譜系內(nèi)，希羅多德堪稱第一位民族志學者，他的《歷史》（Historia）一書的現(xiàn)代法文譯本即稱《調(diào)查》（L’Enquête）。這種選擇并非出于偶然。從雅斯貝爾斯所說的“軸心時代”開始，幾大文明都從神話時代中脫穎而出，開始了對于何為“普遍的人（性）”的思考。中國也是在這個時期實現(xiàn)了“哲學的突破”。在百家對于人性及其倫理的爭鳴中，我們不但可以看到各家學派基于普遍人性之為善惡的討論，也產(chǎn)生了對于文化差異的系統(tǒng)描述，更不用說老莊等學派對于文明本身的反思。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終于產(chǎn)生了與《調(diào)查》堪相匹敵的《史記》，而也如希羅多德那樣，司馬遷在游歷四方之中（“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探訪故老，采錄口傳，毋庸多說，他開創(chuàng)了中國古代“民族志”即“四裔傳”的撰述傳統(tǒng)。
回到這些文明的“源頭”，重新審視人類學的研究重心，是有重大意義的。在其他學科如文學、史學或哲學中，歐洲、印度或中國這樣的大型文明當然是重中之重，但在人類學中，它們的角色卻恰好顛倒過來了，這些文明之外的社會才是人類學家的寵兒，韋伯教授戲稱之為“三個貴族部落”：研究被視為“人類逝去的天堂”的美洲、大洋洲和非洲社會的人類學。這個天堂的基座都位于這個地球的南部而不是北部。眾所周知，在英國和法國，非洲學家一直占據(jù)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這顯然與兩國在非洲的殖民地傳統(tǒng)有著脫不開的干系。
相比之下，從事歐亞研究的人類學家則組成了“兩個被支配的部落”，韋伯教授指出他們受到雙重的支配：一方面，雖然他們研究擁有文字文明的社會，但這些社會多被視為歐洲殖民下的代表；另一方面，他們還要受到來自其他現(xiàn)代人文與社會科學的支配。這種狀況直到今天也難說有重大改變之勢，人類學家對此都有切身的感受。在目前的學科分工格局下，有些群體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本土社會的實證研究往往被“天然地”分配給了社會學。當然，這不是說非得顛倒過來才行。但在這種學科階級格局中，有一個重大缺陷：既然自從埃文思-普理查德和馬克斯·格拉克曼這一代人類學家開始，從田野調(diào)查到民族志撰述都再也無法與自“北方”而來的政治-經(jīng)濟權(quán)力脫離開來，哪怕是在探討這個南方“天堂”所遭受的霸權(quán)性殖民支配方面，如果沒有對“北方”本身開展有深度的民族志調(diào)查，那么，這個應該遭到批判的霸權(quán)本身恐怕也只是籠統(tǒng)而刻板的，它必然成為一個虛無的實在。
埃文思-普理查德《阿贊德人的巫術(shù)、神諭和魔法》
但從第二個方面來看，那些從事歐亞社會這種“有文字的文明”研究的人類學家在“高貴部落”面前也并非沒有優(yōu)勢，其實無須過分焦慮。應當焦慮的，倒是我們?nèi)绾蚊鎸κ穼W、文學和語言學家們在千百年以來積累的厚重傳統(tǒng)。說這些文明是“傳統(tǒng)悠久”的，再也沒有比這種傲慢的言論更荒謬的了——既然每一個民族都活到了今天，又有哪一個民族不曾有著“悠久的傳統(tǒng)”呢？但與口頭傳統(tǒng)相比，文字確實創(chuàng)造了不同的傳統(tǒng)，也必然會迫使人類學家不得不從其他領地中借鑒，甚至發(fā)明一些“貴族部落”所忽視的技術(shù)。以無文字社會的調(diào)查和寫作手法來對付有文字的文明，固然有它獨到的長處，但在復雜社會里，那種孤島式民族志顯然會有捉襟見肘之感。
誠如韋伯教授所言，對于復雜社會的研究需要發(fā)展出更復雜的調(diào)查和分析方法，她在自己的研究中便堅持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結(jié)合。看得出，盡管她不太滿意于這兩門學科的分離狀態(tài)，但在我們以一種遙遠的眼光來看，相比于美國的狀況，在法國，由于涂爾干和莫斯創(chuàng)立的傳統(tǒng)，這兩者的結(jié)合程度其實要好得多。對于這種綜合取向，中國同行們也許會更有認同感。比如說，費孝通先生的學術(shù)生涯是從人類學起家的，卻終生堅持這兩個學科的合伙而不是分家。但無論從目前研究機構(gòu)的設置還是從科系結(jié)構(gòu)來看，難說令人滿意。
不止如此，既然人類學這門學科原本也是從“古典社會” 的歷史研究中分化而成的，那么，是時候適當回顧一下人類學的古典時代了。對此，中國相當一部分人類學家實際上已經(jīng)獲得了比較充分的研究經(jīng)驗感，比如說，在人類學家與歷史學家的合作下發(fā)展而成的“歷史人類學”已經(jīng)是目前最富成果的領域之一。不用說，為了理解今天，我們不但要面對唐宋以來的“近世社會”，恐怕還要面對更為遙遠的、如“古典學”這樣的歷史或哲學領域。（好比在法國人類學界，也有從事古希臘社會研究的讓-皮埃爾·韋爾南［Jean-Pierre Vernant］這種產(chǎn)生跨界影響的重量級學者。）從20世紀初進入中國學界開始，中國人類學便與考古學和歷史學有著千絲萬縷的關(guān)系（如李濟），回頭來看，如果失去了對于歷史的縱深感和區(qū)域感，人類學社區(qū)調(diào)查的厚度也會大打折扣。即便是對歷史研究并不算精通的費孝通先生在當年便清楚地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肅性，《鄉(xiāng)土中國》《皇權(quán)與紳權(quán)》以及《鄉(xiāng)土重建》等作品中的許多文章均可視為他想要將歷史引入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努力和嘗試。對于中國人類學前賢們曾經(jīng)做出的類似探索，不應當輕易地放過。
費孝通的作品
時至今日，隨著許多傳統(tǒng)研究領域的瓦解，隨著反思的進行，綜合性研究是實現(xiàn)自我突破的必然趨勢。在經(jīng)歷了重重危機和自我懷疑之后，人類學家面臨的重要議題可以說俯拾皆是。在生存環(huán)境日漸惡化的重壓下，我們不得不重拾文化與自然這個古老的話題；在全球化遭到重大挫折之際，我們不得不應對種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卷土重來的危險；在人工智能、DNA或代孕等技術(shù)大舉滲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之時，我們不得不警惕人類正在被過度“物質(zhì)化”“異化”的生存?zhèn)惱韱栴}……所有這些無一不是迫在眉睫的話題。
這本書同時也是面向?qū)W科之外大眾讀者的作品。這并沒有低估它的價值，恰恰相反，我們?nèi)鄙龠@種充當“專家與大眾之間橋梁”的好書。說到底，對于人文社會學科來說，哪一門學科沒有承擔著追究“人心”的使命呢？如果我們承認這一點，那么，如果一個學科沒有辦法以某種方式呈現(xiàn)到社會大眾面前，探究人性，直追人心，它的社會意義又在哪里？從我們這片大陸的現(xiàn)狀而言，一些學科取得的社會成就遠在人類學之上，不用說歷史學，甚至一向被認為冷僻的考古學普及工作都走在了這門學科的前面。在不那么嚴格的術(shù)語意義上，“啟蒙”并未過去。這也是韋伯教授在“跋”中重申堅守人類學四大原則的關(guān)懷所在：相互、反思、自主與普遍。這不僅是為了拯救人類學這門學科，更是為了免于沉淪的呼吁。
（本文原題《法國視角下的人類學史》，系《人類學簡史》代譯序，[法]弗洛斯朗·韋伯著，許盧峰譯，商務印書館2020年5月出版。經(jīng)授權(quán)，澎湃新聞轉(zhuǎn)載，現(xiàn)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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