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創(chuàng)建者努爾哈赤
努爾哈赤生于1559年，這使他比萬歷皇帝年長四歲。他的通古斯人的建州部屬于女真族。1635年以后他的后代才開始把他們自己叫做滿族，這個詞的起源不清楚。但是“建州衛(wèi)”這個名稱是明代新造的用語。永樂皇帝承認這些部落的作戰(zhàn)能力，用這個名稱于1412年設立了這個部族的衛(wèi)，因而在理論上使這個部族成為中國帝國軍隊的一個附屬部分?？墒沁@種承認沒有什么內容。明帝國從沒有明確地劃定這個衛(wèi)的疆界；除了可能在最初的年代以外，沒有證據表明，這個部族的首領的順序繼承是保持在帝國的嚴密監(jiān)督之下。
在整個明代，滿族人從他們靠近現今朝鮮和蘇聯之間的邊界地區(qū)的較早居住地，移居到西面大約300英里的滿洲中心地帶。在16世紀，他們沿著相當于現今遼河以東的南北鐵路通道一線和中國人做買賣。和中國居民的沖突變得頻繁了。努爾哈赤最終成了在腐敗而專橫的中國官員們手下受到惡劣對待的直率的滿族人的維護者。實際上，滿族部落之間的內部沖突是頻繁的。其模式通常是以婚姻關系和聯盟開始，而以背叛和吞并告終。中國的地方指揮官們毫不猶豫地利用這種對他們有利的情況。他們不能避開日益增長的滿族人口的壓力，常常在較弱的首領和較強的首領爭奪權力中謀求給予前者以幫助。他們以這種方法改變力量對比，對局勢保持某種控制。這樣，到了17世紀第一個10年，明政府、它的軍隊和中國移居者都已長期參與了和滿族人的各種關系。
努爾哈赤自己的親屬（他們對首領地位的要求，按照父系和母系血統(tǒng)似乎都被證明是正當的）成了異常情勢的犧牲品，這種異常情勢使他開始了作為滿族人首領的生涯。1582年晚期，這個未來清王朝的創(chuàng)建者的父親和祖父都在阿臺的要塞內，阿臺是和明將李成梁交戰(zhàn)的一個首領，這時他們因中國軍隊猛攻這個要塞而遭到殺害。后來才發(fā)現他們是李秘密聯系的人。在這一事件以后，努爾哈赤去見李，李安慰他，待他很好。有的記載甚至說，這個未來的滿族首領成了李成梁的義子。
1583年，努爾哈赤24歲，開始創(chuàng)建他的帝國。他后來夸耀說，開始時，他的軍隊只有13副盔甲。他有李成梁的同情，并借口他是為他的先人之死報仇，他能夠不受懲罰地采取行動。但是在1587年，當他開始加強他駐地的防衛(wèi)時，遼陽巡撫斷定努爾哈赤被縱容得過分了。他組織了一次先發(fā)制人的反對這個建州首領的戰(zhàn)爭，但他后來不得不予以放棄。如同當時典型的中國政治關系，對于如何處理這一局面存在不同意見。一個和遼東巡撫意見不合的下屬地區(qū)的行政官員堅決認為，應當靠引導或“撫慰”把努爾哈赤爭取過來。使得事情更加復雜的是，這個下級官員從北京監(jiān)察官員們得到的支持比巡撫本人多。在努爾哈赤可能變得過分強大以前摧毀他的計劃就這樣被擱置了。
在這次事件之后，這位滿族人的領袖還是以不太好戰(zhàn)的辦法向著他的目標前進。他已經控制了黑圖阿拉（后來的興京）河以南的地區(qū)，和四個女真后裔的主要部族政權保持真誠的關系，與其中一個首領的女兒和另一個首領的孫女結了親。較小的部族被勸誘承認他為他們的領袖。他仍在等待時機，與明帝國同樣和好。結果，萬歷皇帝于1589年授予他稱號和軍階。第二年他以他自己的朝貢使團首領的身份到了北京，后來在1597年，他再次訪問了中國京城。
中國和豐臣秀吉的戰(zhàn)爭給努爾哈赤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1593年他擊潰了他的葉赫部的內兄弟所組織的聯合進攻，擴大了他對在滿洲的蒙古人的影響。他提議率領他的部隊參加明在朝鮮的遠征，被婉言謝絕。盡管如此，北京朝廷還是不得不謙遜地對待他。他還從壟斷與中國人的珍珠、貂皮和人參的交易中獲利；這樣獲得的財源有利于他的擴張計劃。幾乎不能相信人人在這時都能看出努爾哈赤遲早將起而向明王朝挑戰(zhàn)，可是也沒有提出抑制他的辦法。1592年，在抵御豐臣秀吉的戰(zhàn)役的前夕，來自滿洲的一份中國公文表明，這位滿族首領大約有了到騎兵，加上大約到步兵。努爾哈赤精銳部隊的質量給人的印象甚至更為深刻；普遍認為它甚至勝過日本人。［1］
在這個世紀結束前后，努爾哈赤采取兩種措施把他的機構提高到高過部族政權的水平。一種措施是在1599年研制一種獨特的女真字母字體，代替以前所用的蒙古字體。另一種措施是在1601年創(chuàng)立“旗制”。在四個旗的每一旗下大概各有25個300戶的牛錄；1615年又增加了四個旗。這些旗和牛錄不只是作戰(zhàn)的單位，還起軍事行政區(qū)的作用。全部居民都在它們的下面登記，包括部族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以及他們的子女和奴隸。在和平時期，它們是行政和稅收單位。在戰(zhàn)爭時期，登記在牛錄的士兵很少同時被征召；它們奉命從每一牛錄出規(guī)定數目的士兵，這取決于動員的程度。
1603年，努爾哈赤與明在遼東的將領們達成一項協議以劃分他們之間的疆界。此后滿族人的土地便緊靠中國的移民。中國人沒有實行這項協議，這種情況曾被努爾哈赤作為他的“七大恨”之一而提了出來。
努爾哈赤的戰(zhàn)術的核心是由至騎兵組成的騎兵兵團的靈活性和打擊力量。由他的兒子和侄子們統(tǒng)率的各旗配合得很好。這些作戰(zhàn)兵團行動的高速度使它們能夠抵擋中國人和朝鮮人的火器。在1619年的戰(zhàn)役中，努爾哈赤能夠迫使中國在開闊的戰(zhàn)場上（滿洲人擅長于此作戰(zhàn)），而不是在圍攻和消耗戰(zhàn)（中國人擅長這種作戰(zhàn)）的一系列正面戰(zhàn)斗中和他打仗。努爾哈赤于1615年派遣他的最后一個朝貢使團到北京，顯然是為了分散朝廷對他真實意向的注意力和掩藏他的即將發(fā)動的叛亂。
他看出明帝國的虛弱已有很長時間。例如，他告訴他的部下說，如果一個明的將領奉派來懲辦他，這個將領只是形式上奉行調遣，然后謊報他的功勞。他把以魯莽出名的明的山海關總兵官杜松說成是瘋子?？傊菓阎鸷藓洼p蔑對待中國人。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他從不缺乏中國顧問，其中之一據說為他盡力達30年之久。
最后的跡象
到了1618年，除了葉赫和海西外，努爾哈赤已并吞了所有的滿族部落；葉赫和海西在中國人保護之下，沒有一次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不能消滅它們。這一年春季時機成熟了。5月8日滿族人放出風聲，第二天3000建州部族的人將到撫順關作易貨交易。在指定的時間，當城鎮(zhèn)居民和戍軍的士兵涌進城門外的市場極想做買賣時，努爾哈赤發(fā)動了他的攻擊，殺死一個千總，并迫使一個游擊投降。遼東鎮(zhèn)的總兵官匆促出擊。滿族人于是撤出撫順，向他們自己的地區(qū)撤退；但是，他們途中又折回并包圍了中國人，這次殺死了這個總兵官。
努爾哈赤仍然聲稱希望和平解決，這時發(fā)布了他的“七大恨”，實際上強調了三個主要問題：他的父親和祖父被明軍殺死；明當局給予他的部族對手以幫助和支持；明的移居者蠶食他的疆土。這些恨只能以讓與他疆土和以金、銀、絲織品的年金——實際上是北京的貢品——來補償。這些條件對于北京被認為是不能接受的。事實上，明朝廷深受派性斗爭的困擾，以致它不得不魯莽行事。除非努爾哈赤很快被徹底打敗，應負責任的官員們沒有一個能夠希望避免指責和彈劾。在這種壓力下，連萬歷皇帝也決定采取行動。有幾個月，關于遼東的公文得到了他及時的注意。計劃于1619年春季討伐。但是，在所有能勝任的官員中，又是有爭論的楊鎬被任命為經略。幾個受到高度重視的將領——帝國能調的最好將領——也被派到遼東。邊境戍軍和遠到浙江和四川這些內地省份的士兵、馬匹和裝備被集合起來以建立一支進攻的軍隊。當需要更多的人員時，便以新兵補充隊伍。葉赫和朝鮮人也被要求參加這次戰(zhàn)役。［2］
財政是一個主要問題。在張居正當首輔期間積聚的國庫儲備，在早一個10年已經全部耗盡以供給其他一些戰(zhàn)役的資金。正常歲入決不能抵補這種巨大開銷?？偸遣辉阜艞壸约贺敭a的萬歷皇帝，只為這次戰(zhàn)役出了兩銀子，雖然在內庫里他有幾百萬兩。在戶部尚書建議下，在除貴州以外的所有省份，對于土地稅都增加了銀兩附加費。在其他稅收外，這項增加預期提供300萬兩銀子，這筆款項在當時被認為足以使遼東事件獲得圓滿結局。到1619年3月，所有的準備工作都已完成。
楊鎬的全部兵力在有些資料中說有人。實際上他可能只有此數的一半，其中大約有中國部隊，包括那些派給勤務和供應職務的人。余數由朝鮮和葉赫援軍組成。所有努爾哈赤的部隊一到達戰(zhàn)場就投入戰(zhàn)斗。在這次戰(zhàn)役的高峰時刻，他或許有至人。盡管記載中夸大和縮小了軍隊人數的數字，可以有把握地認為，總的來說中國人具有大約兩三萬人的數量上的優(yōu)勢。但是在戰(zhàn)場上，數量上的優(yōu)勢卻在滿洲人一邊，因為楊鎬把他的兵力分成了四路，而努爾哈赤實際上在一切場合都保持了以他的全部兵力攻擊的機會。
回顧起來，楊鎬的作戰(zhàn)方案應該受到它所受到的一切批評?？墒牵@個作戰(zhàn)方案類似于在抵御楊應龍戰(zhàn)役的末期中和在朝鮮戰(zhàn)爭第二階段中所用的方案。這類方案通常是由文官而不是由戰(zhàn)地指揮官提出的。文官按照慣例被任命為最高指揮官，但職業(yè)軍事指揮官卻不能指望高升到超過野戰(zhàn)最高將領的地位。一個指揮一個軍團的將官通常已經達到他的履歷的頂點。這也是1619年戰(zhàn)役四個指揮官的情況。他們的服役經歷和他們的聲望大致相等，誰也不能被指望從屬于任何別的人；誰也沒有專門的知識和技能以調動大于上述四個縱隊的作戰(zhàn)編制。
由這種缺乏軍事領導能力而產生的一些問題，更和缺乏專門技術和后勤的支持攙和在一起。軍隊由分散在許許多多行政單位中的各種來源提供資金。它的人員包括新兵，也包括世襲軍戶的成員。它的裝備來自地方征集的，比來自中央管理之下的合乎標準的工廠的要多：因此，不能指望質量檢查。16世紀晚期到中國的西方訪問者幾乎一致認為，中國軍隊在戰(zhàn)斗中很脆弱；但是不管它質量怎樣差，它在數量上卻能彌補。在和豐臣秀吉作戰(zhàn)期間，朝鮮人看到沒有甲胄保護的中國士兵迎面攻擊日本的火器部隊并遭受巨大傷亡而感到驚駭。最重要的是，這樣一支軍隊不能機動地調遣。它需要富有經驗的戰(zhàn)士組成的精銳部隊打開攻擊的道路，以便大批士兵因而能夠在他們后面蜂擁而進，維持攻擊的勢頭，開拓成果。不過這些作戰(zhàn)兵團由勇敢的人指揮，他們本人精通技擊，在勇敢的沖鋒中親自帶領他們的士兵。
1619年戰(zhàn)役中的所有指揮官可以用以下的說法來評述：他們當中沒有一個有資格叫做足智多謀的人，更不必說，戰(zhàn)略家，但是他們在戰(zhàn)斗中的英勇是被完全認定了的。在戰(zhàn)斗中，他們被指望負責他們的“家丁”，即誓與他們的指揮將領們共生死的老兵的部隊。例如，這四個野戰(zhàn)指揮官之一的劉綎，是一個職業(yè)軍事指揮官，他在1582—1583年戰(zhàn)役的緬甸前線指揮，從此開始發(fā)跡。1619年他帶著736個這樣的家丁到了遼東。既然次一級的將軍們頂多不過擔任大隊的指揮官，最高指揮部的選擇余地便受到限制。由于這個緣故，戰(zhàn)略和戰(zhàn)術只能老是簡單的。
對楊鎬應做到完全公平，其他可減輕錯誤的因素也促成了他的失敗。在他派馬林到北面，劉綎到南面以后，他顯然保持著對已在遼東的明軍的指揮，包括葉赫和朝鮮的援軍在內。朝鮮人離開他們的本國基地不能被有效地使用。地形是另一個影響他的決斷的因素；從西方通向赫圖阿拉的路線受到限制。所有的進路都在渾河的北面相交，而在南面，高山終歸是一個嚴重的障礙。
在作戰(zhàn)方案已經決定時，楊鎬作為經略，和在場的多數軍官一起，于1619年3月26日在遼陽主持儀式以發(fā)動這次戰(zhàn)役。4月5日以后在不同日子派出了幾支部隊，這取決于每支部隊到達敵人都城必須行軍多遠。在舉行儀式時，在前一年的戰(zhàn)役中進攻不力的一個指揮當著集會的軍官的面被處死。楊鎬約定，自將領以下任何人在當前的戰(zhàn)役中如果犯了類似的錯誤，都將施以同樣的極刑。3月31日下了一場大雪，這就必須重新安排這次戰(zhàn)役于4月9日開始。
只要努爾哈赤專意保衛(wèi)赫圖阿拉，讓明的幾支縱隊圍攻他，或者把他的兵力分散在廣闊的地區(qū)，因此明軍可以保持數量上的優(yōu)勢，楊鎬的方案便有某種成功的可能性。但是這個滿族領袖沒有做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件。對努爾哈赤的才能估計不足注定楊鎬和他的軍隊要遭到不幸。
碰巧，帶著估計有人兵力從撫順關動身的指揮將領杜松因這次戰(zhàn)役的失敗而受到了責備。據說他在薩爾滸之戰(zhàn)中兩次遭到伏擊。4月14日一早，他渡過渾河，并在北岸放棄了他的裝載著輕型炮的戰(zhàn)車營。在南岸的小接觸中他很快消滅兩個堡壘，俘獲了14個滿族人。他受到這一成功的鼓舞而突進，正中努爾哈赤的埋伏。他的部隊面對蒙古人。在激烈戰(zhàn)斗期間，杜松試圖占領一個山頂，不料又陷入另一次埋伏。日落之前，這個“瘋子”將軍和他的兩個分隊指揮官一起都已被殺；渡過渾河的人很少生還。
監(jiān)察官員們譴責杜松“欲貪首功”。他的惡劣行為包括擅自把他的起程日期提前，放棄火器，反對他部下的建議而渡過渾河，以及背水而戰(zhàn)。這次戰(zhàn)役失敗的嚴重責任最終落到杜的頭上——這種判斷為皇帝所接受。但是，這些批評完全以一個監(jiān)察御史推敲出來的一份戰(zhàn)地報告為根據，而他的報告又完全以四個士兵提供的口頭敘述為根據，其中三個士兵執(zhí)行偵察任務，只有一個士兵在這次戰(zhàn)斗中實際作戰(zhàn)。這些批評者不考慮最高統(tǒng)帥給指揮將領們添加的不適當壓力，更少考慮大學士方從哲對整個戰(zhàn)爭工作所施加的壓力，方從哲本人正面臨不滿的朝臣們的批評。
事實上，杜松的部隊應當在4月14日出發(fā)。他實際上是在4月13和14日之間的午夜起程的，這在技術上和他的命令并不是不符的。他戰(zhàn)術上的錯誤可能是受缺乏充分偵察的限制?？墒嵌潘傻牟筷犚坏┩度霊?zhàn)斗，他便不得不靠占領一個突出的高地來保衛(wèi)他的陣地。戰(zhàn)車營被留在后面不是指揮決斷的結果。倉促碰上敵人，杜松趕到了前線。后來車營的指揮官證實，渾河的急流使得帶著重型裝備和黑色火藥渡河很困難，所以他停止了前進。但是前線部隊仍然有許多槍。對杜的指責因而基本上是不公正的，尤其是指責他沒有使用火器。應當指明，對任何戰(zhàn)爭或這次戰(zhàn)役的結果，火器都沒有決定性的影響。在其后的尚間崖和牛毛寨的戰(zhàn)斗中，中國和朝鮮的輕型炮都不能夠快地射擊以擊退堅決進攻的騎兵大兵團。后來，在開原和鐵嶺戰(zhàn)斗期間，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
1619年4月15日在尚間崖的戰(zhàn)斗重演了前一天戰(zhàn)斗的格局。中國人的戰(zhàn)術指揮再次把自己分割開。努爾哈赤在攻擊敵軍主力之前，再次消滅了敵人派出的突擊部隊。當努爾哈赤重新部署他的各旗時，明軍再次不能夠快地行動以奪取戰(zhàn)術優(yōu)勢。唯一的差別是，在這次戰(zhàn)斗中明軍有時間占據防御陣地。從另一方面來說，滿族人后面還有一天成功的激烈的戰(zhàn)斗。在尚間崖，中國的指揮將領馬林沒有死于這次戰(zhàn)斗；他撤退到了安全地帶。派到他指揮部的高級文官潘宗顏監(jiān)督后方梯隊，在戰(zhàn)斗中被殺。因杜松在前一天戰(zhàn)敗的消息而感到沮喪的中國士兵，一看見敵人就潰逃；潘的致命創(chuàng)傷是射在他背上的一支箭造成的。
這兩天的戰(zhàn)斗徹底摧毀了明前線的北部防區(qū)。只剩下南面的李如柏和劉綎。努爾哈赤開始放下心來。他派出兩支蒙古諸部組成的先頭部隊，一支由1000騎兵組成，在4月15日；另一支由2000騎兵組成，在4月16日。做完這些，他花時間為他的勝利而感謝上天，在界藩獻祭了八頭牛。4月16日晚些時候他才動身往南去。他本人沒有走出赫圖阿拉，他在京城保留4000人的部隊作為預防李如柏從鴉鶻關進攻的措施。對劉綎的軍事行動由他的兒子大貝勒指揮；另一個兒子洪臺吉和他的侄子阿敏臺吉也參加了這次戰(zhàn)役。按照滿文資料，牛毛寨之戰(zhàn)發(fā)生于作出向南行動決定之后的第四天；那就可以把它定在4月20日。朝鮮的記載注明的日期是4月17日，這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時滿族部隊還在向南的途中。
最后的對抗
牛毛寨之戰(zhàn)是在楊鎬事先不知道，并且違反他的希望的情況下打的。在北方戰(zhàn)線崩潰以后，這位經略馬上命令南方的兩支縱隊停止前進。在極為困難的地區(qū)作戰(zhàn)，并只和滿族斥候接觸的李如柏，及時撤出以避免更大的災禍。但是劉綎沒有接到這道命令。當滿族人的襲擊臨頭時，他的縱隊仍處于行軍隊形。朝鮮資料說這時士兵們正在村莊中搶劫。中國通訊系統(tǒng)的低效率是太明顯了。
可是按照滿文資料，劉綎的部隊能夠頂住大貝勒進攻的最初浪潮。這位中國將領在他縱隊的前面指揮明的各支隊伍，帶槍的朝鮮部隊跟隨在后。在他們后面更遠一點是朝鮮步兵的余下部分。為了重新發(fā)起攻擊，滿族人派出騎兵隊悄悄插入這些兵團，并占領了它們西邊的一些高地。正面攻擊得到了洪臺吉指揮的對側翼的向下沖鋒的援助。當中國人被擊潰時，他們的指揮將領也和他們一起喪生。中國人后來聲稱劉綎是在戰(zhàn)斗中被殺的。滿族人說他被俘并被處死。朝鮮人說他點燃他身下的黑色火藥而自殺。
滿族人在一個星期之內，在一次又一次的戰(zhàn)斗中贏得了一連串輝煌的勝利。這次戰(zhàn)役以后三個月，努爾哈赤占領開原，殺了馬林。這之后七個星期，他揚揚得意地進入鐵嶺。余下的女貞部落被吞并。北京最后不得不下令逮捕楊鎬。他死刑臨頭達十多年之久；他在1629年才碰上了劊子手的大刀。原來四個戰(zhàn)地指揮官中唯一活下來的李如柏，和他的經略一樣，在他撤退之后的一年半被捕。他寧愿自殺，而不愿面對他和他的親屬曾和滿族首領親善的指責。
在遼東受挫的消息傳到北京以后，京師的糧價因居民開始感覺到圍城的可能性而突然飛漲。1620年早期，軍隊報告說出現了空前比率的逃亡現象。有時團營規(guī)模的部隊一夜之間便消散了；士兵們成千地逃走。原來指定只生效一年的土地稅上的附加稅不能停止，相反，卻增加了。明朝廷還能找到一個可以代替楊鎬的人熊廷弼，不過他受到他的黨派性敵人的惡毒攻擊。仍然勉強抗拒讓出他私庫中銀錠的建議的萬歷皇帝，于1620年夏天去世。在他死前大約三個月，他告訴大學士方從哲，遼東文武官員們之間和之中的不和導致了這場災難。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給那么多別的人做出過判決的萬歷皇帝不知道歷史家們將給他做出的判決就死了。雖然在他臨終的日子里，他病得很厲害，頭暈眼花，長期臥床不起，甚至不能閱讀帶給他的奏疏，但他作為天之子，仍然要對帝國內所有出了毛病的事負責。他生病和不能做什么以改變帝國體制，事實上并沒有差別?？傆腥艘袚詈蟮呢熑危@個人就是這位皇帝。
?。?］ 孟森：《明代史》[375]，第282及以下各頁。
［2］ 關于鄭貴妃，見前《萬歷時期》。
努爾哈赤生于1559年，這使他比萬歷皇帝年長四歲。他的通古斯人的建州部屬于女真族。1635年以后他的后代才開始把他們自己叫做滿族，這個詞的起源不清楚。但是“建州衛(wèi)”這個名稱是明代新造的用語。永樂皇帝承認這些部落的作戰(zhàn)能力，用這個名稱于1412年設立了這個部族的衛(wèi)，因而在理論上使這個部族成為中國帝國軍隊的一個附屬部分?？墒沁@種承認沒有什么內容。明帝國從沒有明確地劃定這個衛(wèi)的疆界；除了可能在最初的年代以外，沒有證據表明，這個部族的首領的順序繼承是保持在帝國的嚴密監(jiān)督之下。
在整個明代，滿族人從他們靠近現今朝鮮和蘇聯之間的邊界地區(qū)的較早居住地，移居到西面大約300英里的滿洲中心地帶。在16世紀，他們沿著相當于現今遼河以東的南北鐵路通道一線和中國人做買賣。和中國居民的沖突變得頻繁了。努爾哈赤最終成了在腐敗而專橫的中國官員們手下受到惡劣對待的直率的滿族人的維護者。實際上，滿族部落之間的內部沖突是頻繁的。其模式通常是以婚姻關系和聯盟開始，而以背叛和吞并告終。中國的地方指揮官們毫不猶豫地利用這種對他們有利的情況。他們不能避開日益增長的滿族人口的壓力，常常在較弱的首領和較強的首領爭奪權力中謀求給予前者以幫助。他們以這種方法改變力量對比，對局勢保持某種控制。這樣，到了17世紀第一個10年，明政府、它的軍隊和中國移居者都已長期參與了和滿族人的各種關系。
努爾哈赤自己的親屬（他們對首領地位的要求，按照父系和母系血統(tǒng)似乎都被證明是正當的）成了異常情勢的犧牲品，這種異常情勢使他開始了作為滿族人首領的生涯。1582年晚期，這個未來清王朝的創(chuàng)建者的父親和祖父都在阿臺的要塞內，阿臺是和明將李成梁交戰(zhàn)的一個首領，這時他們因中國軍隊猛攻這個要塞而遭到殺害。后來才發(fā)現他們是李秘密聯系的人。在這一事件以后，努爾哈赤去見李，李安慰他，待他很好。有的記載甚至說，這個未來的滿族首領成了李成梁的義子。
1583年，努爾哈赤24歲，開始創(chuàng)建他的帝國。他后來夸耀說，開始時，他的軍隊只有13副盔甲。他有李成梁的同情，并借口他是為他的先人之死報仇，他能夠不受懲罰地采取行動。但是在1587年，當他開始加強他駐地的防衛(wèi)時，遼陽巡撫斷定努爾哈赤被縱容得過分了。他組織了一次先發(fā)制人的反對這個建州首領的戰(zhàn)爭，但他后來不得不予以放棄。如同當時典型的中國政治關系，對于如何處理這一局面存在不同意見。一個和遼東巡撫意見不合的下屬地區(qū)的行政官員堅決認為，應當靠引導或“撫慰”把努爾哈赤爭取過來。使得事情更加復雜的是，這個下級官員從北京監(jiān)察官員們得到的支持比巡撫本人多。在努爾哈赤可能變得過分強大以前摧毀他的計劃就這樣被擱置了。
在這次事件之后，這位滿族人的領袖還是以不太好戰(zhàn)的辦法向著他的目標前進。他已經控制了黑圖阿拉（后來的興京）河以南的地區(qū)，和四個女真后裔的主要部族政權保持真誠的關系，與其中一個首領的女兒和另一個首領的孫女結了親。較小的部族被勸誘承認他為他們的領袖。他仍在等待時機，與明帝國同樣和好。結果，萬歷皇帝于1589年授予他稱號和軍階。第二年他以他自己的朝貢使團首領的身份到了北京，后來在1597年，他再次訪問了中國京城。
中國和豐臣秀吉的戰(zhàn)爭給努爾哈赤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1593年他擊潰了他的葉赫部的內兄弟所組織的聯合進攻，擴大了他對在滿洲的蒙古人的影響。他提議率領他的部隊參加明在朝鮮的遠征，被婉言謝絕。盡管如此，北京朝廷還是不得不謙遜地對待他。他還從壟斷與中國人的珍珠、貂皮和人參的交易中獲利；這樣獲得的財源有利于他的擴張計劃。幾乎不能相信人人在這時都能看出努爾哈赤遲早將起而向明王朝挑戰(zhàn)，可是也沒有提出抑制他的辦法。1592年，在抵御豐臣秀吉的戰(zhàn)役的前夕，來自滿洲的一份中國公文表明，這位滿族首領大約有了到騎兵，加上大約到步兵。努爾哈赤精銳部隊的質量給人的印象甚至更為深刻；普遍認為它甚至勝過日本人。［1］
在這個世紀結束前后，努爾哈赤采取兩種措施把他的機構提高到高過部族政權的水平。一種措施是在1599年研制一種獨特的女真字母字體，代替以前所用的蒙古字體。另一種措施是在1601年創(chuàng)立“旗制”。在四個旗的每一旗下大概各有25個300戶的牛錄；1615年又增加了四個旗。這些旗和牛錄不只是作戰(zhàn)的單位，還起軍事行政區(qū)的作用。全部居民都在它們的下面登記，包括部族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以及他們的子女和奴隸。在和平時期，它們是行政和稅收單位。在戰(zhàn)爭時期，登記在牛錄的士兵很少同時被征召；它們奉命從每一牛錄出規(guī)定數目的士兵，這取決于動員的程度。
1603年，努爾哈赤與明在遼東的將領們達成一項協議以劃分他們之間的疆界。此后滿族人的土地便緊靠中國的移民。中國人沒有實行這項協議，這種情況曾被努爾哈赤作為他的“七大恨”之一而提了出來。
努爾哈赤的戰(zhàn)術的核心是由至騎兵組成的騎兵兵團的靈活性和打擊力量。由他的兒子和侄子們統(tǒng)率的各旗配合得很好。這些作戰(zhàn)兵團行動的高速度使它們能夠抵擋中國人和朝鮮人的火器。在1619年的戰(zhàn)役中，努爾哈赤能夠迫使中國在開闊的戰(zhàn)場上（滿洲人擅長于此作戰(zhàn)），而不是在圍攻和消耗戰(zhàn)（中國人擅長這種作戰(zhàn)）的一系列正面戰(zhàn)斗中和他打仗。努爾哈赤于1615年派遣他的最后一個朝貢使團到北京，顯然是為了分散朝廷對他真實意向的注意力和掩藏他的即將發(fā)動的叛亂。
他看出明帝國的虛弱已有很長時間。例如，他告訴他的部下說，如果一個明的將領奉派來懲辦他，這個將領只是形式上奉行調遣，然后謊報他的功勞。他把以魯莽出名的明的山海關總兵官杜松說成是瘋子?？傊菓阎鸷藓洼p蔑對待中國人。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他從不缺乏中國顧問，其中之一據說為他盡力達30年之久。
最后的跡象
到了1618年，除了葉赫和海西外，努爾哈赤已并吞了所有的滿族部落；葉赫和海西在中國人保護之下，沒有一次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不能消滅它們。這一年春季時機成熟了。5月8日滿族人放出風聲，第二天3000建州部族的人將到撫順關作易貨交易。在指定的時間，當城鎮(zhèn)居民和戍軍的士兵涌進城門外的市場極想做買賣時，努爾哈赤發(fā)動了他的攻擊，殺死一個千總，并迫使一個游擊投降。遼東鎮(zhèn)的總兵官匆促出擊。滿族人于是撤出撫順，向他們自己的地區(qū)撤退；但是，他們途中又折回并包圍了中國人，這次殺死了這個總兵官。
努爾哈赤仍然聲稱希望和平解決，這時發(fā)布了他的“七大恨”，實際上強調了三個主要問題：他的父親和祖父被明軍殺死；明當局給予他的部族對手以幫助和支持；明的移居者蠶食他的疆土。這些恨只能以讓與他疆土和以金、銀、絲織品的年金——實際上是北京的貢品——來補償。這些條件對于北京被認為是不能接受的。事實上，明朝廷深受派性斗爭的困擾，以致它不得不魯莽行事。除非努爾哈赤很快被徹底打敗，應負責任的官員們沒有一個能夠希望避免指責和彈劾。在這種壓力下，連萬歷皇帝也決定采取行動。有幾個月，關于遼東的公文得到了他及時的注意。計劃于1619年春季討伐。但是，在所有能勝任的官員中，又是有爭論的楊鎬被任命為經略。幾個受到高度重視的將領——帝國能調的最好將領——也被派到遼東。邊境戍軍和遠到浙江和四川這些內地省份的士兵、馬匹和裝備被集合起來以建立一支進攻的軍隊。當需要更多的人員時，便以新兵補充隊伍。葉赫和朝鮮人也被要求參加這次戰(zhàn)役。［2］
財政是一個主要問題。在張居正當首輔期間積聚的國庫儲備，在早一個10年已經全部耗盡以供給其他一些戰(zhàn)役的資金。正常歲入決不能抵補這種巨大開銷?？偸遣辉阜艞壸约贺敭a的萬歷皇帝，只為這次戰(zhàn)役出了兩銀子，雖然在內庫里他有幾百萬兩。在戶部尚書建議下，在除貴州以外的所有省份，對于土地稅都增加了銀兩附加費。在其他稅收外，這項增加預期提供300萬兩銀子，這筆款項在當時被認為足以使遼東事件獲得圓滿結局。到1619年3月，所有的準備工作都已完成。
楊鎬的全部兵力在有些資料中說有人。實際上他可能只有此數的一半，其中大約有中國部隊，包括那些派給勤務和供應職務的人。余數由朝鮮和葉赫援軍組成。所有努爾哈赤的部隊一到達戰(zhàn)場就投入戰(zhàn)斗。在這次戰(zhàn)役的高峰時刻，他或許有至人。盡管記載中夸大和縮小了軍隊人數的數字，可以有把握地認為，總的來說中國人具有大約兩三萬人的數量上的優(yōu)勢。但是在戰(zhàn)場上，數量上的優(yōu)勢卻在滿洲人一邊，因為楊鎬把他的兵力分成了四路，而努爾哈赤實際上在一切場合都保持了以他的全部兵力攻擊的機會。
回顧起來，楊鎬的作戰(zhàn)方案應該受到它所受到的一切批評?？墒牵@個作戰(zhàn)方案類似于在抵御楊應龍戰(zhàn)役的末期中和在朝鮮戰(zhàn)爭第二階段中所用的方案。這類方案通常是由文官而不是由戰(zhàn)地指揮官提出的。文官按照慣例被任命為最高指揮官，但職業(yè)軍事指揮官卻不能指望高升到超過野戰(zhàn)最高將領的地位。一個指揮一個軍團的將官通常已經達到他的履歷的頂點。這也是1619年戰(zhàn)役四個指揮官的情況。他們的服役經歷和他們的聲望大致相等，誰也不能被指望從屬于任何別的人；誰也沒有專門的知識和技能以調動大于上述四個縱隊的作戰(zhàn)編制。
由這種缺乏軍事領導能力而產生的一些問題，更和缺乏專門技術和后勤的支持攙和在一起。軍隊由分散在許許多多行政單位中的各種來源提供資金。它的人員包括新兵，也包括世襲軍戶的成員。它的裝備來自地方征集的，比來自中央管理之下的合乎標準的工廠的要多：因此，不能指望質量檢查。16世紀晚期到中國的西方訪問者幾乎一致認為，中國軍隊在戰(zhàn)斗中很脆弱；但是不管它質量怎樣差，它在數量上卻能彌補。在和豐臣秀吉作戰(zhàn)期間，朝鮮人看到沒有甲胄保護的中國士兵迎面攻擊日本的火器部隊并遭受巨大傷亡而感到驚駭。最重要的是，這樣一支軍隊不能機動地調遣。它需要富有經驗的戰(zhàn)士組成的精銳部隊打開攻擊的道路，以便大批士兵因而能夠在他們后面蜂擁而進，維持攻擊的勢頭，開拓成果。不過這些作戰(zhàn)兵團由勇敢的人指揮，他們本人精通技擊，在勇敢的沖鋒中親自帶領他們的士兵。
1619年戰(zhàn)役中的所有指揮官可以用以下的說法來評述：他們當中沒有一個有資格叫做足智多謀的人，更不必說，戰(zhàn)略家，但是他們在戰(zhàn)斗中的英勇是被完全認定了的。在戰(zhàn)斗中，他們被指望負責他們的“家丁”，即誓與他們的指揮將領們共生死的老兵的部隊。例如，這四個野戰(zhàn)指揮官之一的劉綎，是一個職業(yè)軍事指揮官，他在1582—1583年戰(zhàn)役的緬甸前線指揮，從此開始發(fā)跡。1619年他帶著736個這樣的家丁到了遼東。既然次一級的將軍們頂多不過擔任大隊的指揮官，最高指揮部的選擇余地便受到限制。由于這個緣故，戰(zhàn)略和戰(zhàn)術只能老是簡單的。
對楊鎬應做到完全公平，其他可減輕錯誤的因素也促成了他的失敗。在他派馬林到北面，劉綎到南面以后，他顯然保持著對已在遼東的明軍的指揮，包括葉赫和朝鮮的援軍在內。朝鮮人離開他們的本國基地不能被有效地使用。地形是另一個影響他的決斷的因素；從西方通向赫圖阿拉的路線受到限制。所有的進路都在渾河的北面相交，而在南面，高山終歸是一個嚴重的障礙。
在作戰(zhàn)方案已經決定時，楊鎬作為經略，和在場的多數軍官一起，于1619年3月26日在遼陽主持儀式以發(fā)動這次戰(zhàn)役。4月5日以后在不同日子派出了幾支部隊，這取決于每支部隊到達敵人都城必須行軍多遠。在舉行儀式時，在前一年的戰(zhàn)役中進攻不力的一個指揮當著集會的軍官的面被處死。楊鎬約定，自將領以下任何人在當前的戰(zhàn)役中如果犯了類似的錯誤，都將施以同樣的極刑。3月31日下了一場大雪，這就必須重新安排這次戰(zhàn)役于4月9日開始。
只要努爾哈赤專意保衛(wèi)赫圖阿拉，讓明的幾支縱隊圍攻他，或者把他的兵力分散在廣闊的地區(qū)，因此明軍可以保持數量上的優(yōu)勢，楊鎬的方案便有某種成功的可能性。但是這個滿族領袖沒有做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件。對努爾哈赤的才能估計不足注定楊鎬和他的軍隊要遭到不幸。
碰巧，帶著估計有人兵力從撫順關動身的指揮將領杜松因這次戰(zhàn)役的失敗而受到了責備。據說他在薩爾滸之戰(zhàn)中兩次遭到伏擊。4月14日一早，他渡過渾河，并在北岸放棄了他的裝載著輕型炮的戰(zhàn)車營。在南岸的小接觸中他很快消滅兩個堡壘，俘獲了14個滿族人。他受到這一成功的鼓舞而突進，正中努爾哈赤的埋伏。他的部隊面對蒙古人。在激烈戰(zhàn)斗期間，杜松試圖占領一個山頂，不料又陷入另一次埋伏。日落之前，這個“瘋子”將軍和他的兩個分隊指揮官一起都已被殺；渡過渾河的人很少生還。
監(jiān)察官員們譴責杜松“欲貪首功”。他的惡劣行為包括擅自把他的起程日期提前，放棄火器，反對他部下的建議而渡過渾河，以及背水而戰(zhàn)。這次戰(zhàn)役失敗的嚴重責任最終落到杜的頭上——這種判斷為皇帝所接受。但是，這些批評完全以一個監(jiān)察御史推敲出來的一份戰(zhàn)地報告為根據，而他的報告又完全以四個士兵提供的口頭敘述為根據，其中三個士兵執(zhí)行偵察任務，只有一個士兵在這次戰(zhàn)斗中實際作戰(zhàn)。這些批評者不考慮最高統(tǒng)帥給指揮將領們添加的不適當壓力，更少考慮大學士方從哲對整個戰(zhàn)爭工作所施加的壓力，方從哲本人正面臨不滿的朝臣們的批評。
事實上，杜松的部隊應當在4月14日出發(fā)。他實際上是在4月13和14日之間的午夜起程的，這在技術上和他的命令并不是不符的。他戰(zhàn)術上的錯誤可能是受缺乏充分偵察的限制?？墒嵌潘傻牟筷犚坏┩度霊?zhàn)斗，他便不得不靠占領一個突出的高地來保衛(wèi)他的陣地。戰(zhàn)車營被留在后面不是指揮決斷的結果。倉促碰上敵人，杜松趕到了前線。后來車營的指揮官證實，渾河的急流使得帶著重型裝備和黑色火藥渡河很困難，所以他停止了前進。但是前線部隊仍然有許多槍。對杜的指責因而基本上是不公正的，尤其是指責他沒有使用火器。應當指明，對任何戰(zhàn)爭或這次戰(zhàn)役的結果，火器都沒有決定性的影響。在其后的尚間崖和牛毛寨的戰(zhàn)斗中，中國和朝鮮的輕型炮都不能夠快地射擊以擊退堅決進攻的騎兵大兵團。后來，在開原和鐵嶺戰(zhàn)斗期間，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
1619年4月15日在尚間崖的戰(zhàn)斗重演了前一天戰(zhàn)斗的格局。中國人的戰(zhàn)術指揮再次把自己分割開。努爾哈赤在攻擊敵軍主力之前，再次消滅了敵人派出的突擊部隊。當努爾哈赤重新部署他的各旗時，明軍再次不能夠快地行動以奪取戰(zhàn)術優(yōu)勢。唯一的差別是，在這次戰(zhàn)斗中明軍有時間占據防御陣地。從另一方面來說，滿族人后面還有一天成功的激烈的戰(zhàn)斗。在尚間崖，中國的指揮將領馬林沒有死于這次戰(zhàn)斗；他撤退到了安全地帶。派到他指揮部的高級文官潘宗顏監(jiān)督后方梯隊，在戰(zhàn)斗中被殺。因杜松在前一天戰(zhàn)敗的消息而感到沮喪的中國士兵，一看見敵人就潰逃；潘的致命創(chuàng)傷是射在他背上的一支箭造成的。
這兩天的戰(zhàn)斗徹底摧毀了明前線的北部防區(qū)。只剩下南面的李如柏和劉綎。努爾哈赤開始放下心來。他派出兩支蒙古諸部組成的先頭部隊，一支由1000騎兵組成，在4月15日；另一支由2000騎兵組成，在4月16日。做完這些，他花時間為他的勝利而感謝上天，在界藩獻祭了八頭牛。4月16日晚些時候他才動身往南去。他本人沒有走出赫圖阿拉，他在京城保留4000人的部隊作為預防李如柏從鴉鶻關進攻的措施。對劉綎的軍事行動由他的兒子大貝勒指揮；另一個兒子洪臺吉和他的侄子阿敏臺吉也參加了這次戰(zhàn)役。按照滿文資料，牛毛寨之戰(zhàn)發(fā)生于作出向南行動決定之后的第四天；那就可以把它定在4月20日。朝鮮的記載注明的日期是4月17日，這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時滿族部隊還在向南的途中。
最后的對抗
牛毛寨之戰(zhàn)是在楊鎬事先不知道，并且違反他的希望的情況下打的。在北方戰(zhàn)線崩潰以后，這位經略馬上命令南方的兩支縱隊停止前進。在極為困難的地區(qū)作戰(zhàn)，并只和滿族斥候接觸的李如柏，及時撤出以避免更大的災禍。但是劉綎沒有接到這道命令。當滿族人的襲擊臨頭時，他的縱隊仍處于行軍隊形。朝鮮資料說這時士兵們正在村莊中搶劫。中國通訊系統(tǒng)的低效率是太明顯了。
可是按照滿文資料，劉綎的部隊能夠頂住大貝勒進攻的最初浪潮。這位中國將領在他縱隊的前面指揮明的各支隊伍，帶槍的朝鮮部隊跟隨在后。在他們后面更遠一點是朝鮮步兵的余下部分。為了重新發(fā)起攻擊，滿族人派出騎兵隊悄悄插入這些兵團，并占領了它們西邊的一些高地。正面攻擊得到了洪臺吉指揮的對側翼的向下沖鋒的援助。當中國人被擊潰時，他們的指揮將領也和他們一起喪生。中國人后來聲稱劉綎是在戰(zhàn)斗中被殺的。滿族人說他被俘并被處死。朝鮮人說他點燃他身下的黑色火藥而自殺。
滿族人在一個星期之內，在一次又一次的戰(zhàn)斗中贏得了一連串輝煌的勝利。這次戰(zhàn)役以后三個月，努爾哈赤占領開原，殺了馬林。這之后七個星期，他揚揚得意地進入鐵嶺。余下的女貞部落被吞并。北京最后不得不下令逮捕楊鎬。他死刑臨頭達十多年之久；他在1629年才碰上了劊子手的大刀。原來四個戰(zhàn)地指揮官中唯一活下來的李如柏，和他的經略一樣，在他撤退之后的一年半被捕。他寧愿自殺，而不愿面對他和他的親屬曾和滿族首領親善的指責。
在遼東受挫的消息傳到北京以后，京師的糧價因居民開始感覺到圍城的可能性而突然飛漲。1620年早期，軍隊報告說出現了空前比率的逃亡現象。有時團營規(guī)模的部隊一夜之間便消散了；士兵們成千地逃走。原來指定只生效一年的土地稅上的附加稅不能停止，相反，卻增加了。明朝廷還能找到一個可以代替楊鎬的人熊廷弼，不過他受到他的黨派性敵人的惡毒攻擊。仍然勉強抗拒讓出他私庫中銀錠的建議的萬歷皇帝，于1620年夏天去世。在他死前大約三個月，他告訴大學士方從哲，遼東文武官員們之間和之中的不和導致了這場災難。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給那么多別的人做出過判決的萬歷皇帝不知道歷史家們將給他做出的判決就死了。雖然在他臨終的日子里，他病得很厲害，頭暈眼花，長期臥床不起，甚至不能閱讀帶給他的奏疏，但他作為天之子，仍然要對帝國內所有出了毛病的事負責。他生病和不能做什么以改變帝國體制，事實上并沒有差別?？傆腥艘袚詈蟮呢熑危@個人就是這位皇帝。
?。?］ 孟森：《明代史》[375]，第282及以下各頁。
［2］ 關于鄭貴妃，見前《萬歷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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