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的西北史地研究,實是對源遠流長的中國西北史地著述傳統(tǒng)的繼承與傳揚。不過,歷代對新疆的經營皆無清朝成功,故清人的新疆研究成果較歷代更為興盛和繁榮,已不局限于以增進對新疆的了解為目的的單純的紀聞之作,而是融紀聞、考察、考據、測繪等為一體。尤其是在清朝一統(tǒng)新疆的基礎上.由時勢和學術的發(fā)展變化為契機,清人的西北史地研究得到了飛速的發(fā)展,直到嘉慶時期,具有近代科學意義的西北史地學得以興起。它先后經歷七十一、洪亮吉、祁韻士、徐松、龔自珍、沈垚、張穆、魏源、何秋濤、李光廷、洪鈞、陶保廉、許景澄等人之手,雖說其間曾出現波動,但終發(fā)展日臻成熟,不僅在清代學術史上取得了較為突出的成就,而且,為使人重新審視新疆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幫助,更重要的是對改變人們根深蒂固的新疆觀(西北邊疆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清朝對新疆較為成功的經營,不能說沒有這幾代學人前赴后繼的努力的影響存在。也就是,除了學術價值外,清人的西北史地研究還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尤其到了l9世紀以后,隨著新疆局勢的變化.學人們日益講求這種研究的實用性,即學以經世的致用精神,王國維將這種新的學術變化趨勢稱之為“道咸以降之學新”。清人針對時勢變化和乾嘉考據學日益暴露出的諸多弊端而作出了相應的變化,他們以西北史地研究為突破口,領導了學術變化的發(fā)展潮流和趨勢,使西北史地研究充當了這種學術變化的領頭羊,并帶動了學術界邊疆史地研究、域外史地研究以及當代史地研究熱潮的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