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將死,生活震耳欲聾”,作者在書中首先發(fā)出了這樣的感概。其中有何意味?語言的圓乏與泛濫井存導致思維的僵化和美學淪落,區(qū)是20世紀60年代美學家和批評家等面臨的現實困境。60年代是文化激蕩的時代,“中產階級的孩子們”在物質豐沛的理所當然中因現實帶來的不安而反抗傳統(tǒng),“很后的知識分子”也在對批評和理論的爭論中竭力尋找美學的出路。本書即以60年代文化激進主義為研究背景,以比較的視域,從“沉默的美學”談起,到“反”對闡釋”結束,探尋蘇珊·桑塔格和與之形成呼應的喬治·斯坦納(“沉默”的美學風格)、讓-保羅·薩特(行動之父)、阿爾貝·加繆(文學的理想丈夫),桑塔格身上的存在主義、形式主義風格,她“介入”行動之后獲得的“新感受力”與“藝術學”討論之先,她的“反文化”、反理論傾向與情緒,既討論桑塔格,也討論時人時事。本書帶給讀者的不僅僅是一個鮮活的人物,還有時代的尾跡,更有對現實的映照,是引發(fā)思考,還是帶來后示?或者兩者兼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