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的故事：實話實說 權力影響 政策制定

　　1990年，我剛剛獲得博士學位，就職于肯塔基大學。年中的某一天收到來自國會預算辦公室瑪文·法奧普的電話，告知我當時供職于國會預算辦公室的羅伊·邁爾斯將要辭職，他們需要一位對預算程序改革感興趣并且能夠進行分析的人來接替他的工作。因為我的妻子剛剛在華盛頓得到一份工作，我也希望能夠搬過去團聚，因此就接受了邀請。不僅在當時，甚至在1991年開始了這份工作一段時間之后，我都還沒有意識到那個電話將會永遠地改變我的職業(yè)生涯，我更沒有想到這段經(jīng)歷會激發(fā)我進行這本書的創(chuàng)作。 1996年我離開了國會預算辦公室，來到錫拉丘茲大學的麥克斯韋學院，重新投入學術研究中。不知何故，我離開預算辦公室的時間越長，想要將我供職期間的經(jīng)歷與大家分享的愿望就越發(fā)強烈。在我看來，在一個充滿黨派之爭的社會大環(huán)境里，作為一個盡力保持無黨派傾向的預算辦公室，其中的“故事”應當被更多的人知曉。正因為我能夠接觸到很多在預算辦公室中工作的人員，可以獲得足夠多的資料和信息，所以我能夠?qū)⑦@個“故事”公正地講述出來。 多年以來，出于各種各樣職業(yè)和個人的考慮，我的這個愿望一直埋藏在心里，直到1999年到喬治華盛頓大學任教后，才開始將其提上日程。我需要考慮的是，講述一個什么樣的“故事”，這個“故事”講給誰聽，以及講述這個“故事”還需要哪些其他信息?？墒亲屛沂剂衔醇暗氖?，從制訂寫作計劃到完成初稿的過程會長達10年之久。 在這個過程中，隨著研究的深入，這個“故事”不再只是按照預算辦公室歷史的脈絡展開，而是將重心放在預算辦公室的特殊功能和一些具體的項目上，當然僅按照時間順序講述歷史并不是一個很有效的方法。我在本書中的闡述和表述是基于兩個重要觀點： *，客觀的分析對于保證民主機制的有效性是十分重要的；第二，客觀分析的能力是建立在特定的社會文化基礎之上的，這種社會文化本身是從一種有意識的管理決策演變而來的。我在選擇闡述方式的時候，必須舍棄掉一些信息，即不能去強調(diào)一些表面上似乎值得闡述的內(nèi)容。如果我在講述這些“故事”的時候，沒有對某些人或者事件進行詳盡的闡述，我在此向您表示歉意，盡管這并非我本意，但是由于時間和篇幅的限制，我不得不這樣做。 當然僅靠我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本書的創(chuàng)作的。這本書的完成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和幫助，這些幫助既有知識上的也有私人感情上的。他們與我探討本書的創(chuàng)作，同意接受我的采訪，向我提供資料，閱讀我已經(jīng)完成的章節(jié)并提出意見。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助，不僅某些方面的內(nèi)容會被削減，而且我可能無法完成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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