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篇文章其實是一篇讀書札記。這并非是要炫學，而是由于我對談論文化問題有格外的警惕與謹慎。“文化”是個過分有伸縮性的題目，從文人到人文盡在囊括之中，所以言說起來極易不著邊際，做些不可證實也不可證偽的論斷，爭論起來也往往驢唇不對馬嘴。憑空討論文化還有一個危險就是將極復雜的問題簡單化，并將某一種文化理想化或者——套用一句時髦詞匯——“妖魔化”。盡管我們對20世紀文化論爭的空泛與武斷屢有檢討，但檢討之后仍然是積習難改。當然對文化的宏觀之論讀來也不無啟發(fā)，但說實話從20世紀10～80年代再到今天，這樣的啟發(fā)我們也受夠了。所以我寧愿小心行事，小處著眼，從具體文本與具體問題人手：在這里，讀書札記這種文體對于我的文化討論具有方法論的意義。自從1993年亨廷頓發(fā)表了他的論文《文明的沖突》，文化斗爭的問題重又敏感起來。盡管后來成書時火藥味有所沖淡，但是亨廷頓仍然堅持了他對未來文化沖突的預言。此時，我們再讀薩義德的《東方主義》，對以往數世紀中東西文化的敵對愈生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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