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經濟刑法立罪邏輯論》是關于第一個問題的探討。研究認為，“立罪至后”是經典作家理論的邏輯歸結，也是刑法謙抑理論的邏輯結論，還是本體論上的人性要求，因而應是經濟刑法立罪的基本邏輯規(guī)則。從金融刑法修正可見，我國經濟刑法修正中的立罪存在“無先而后”現(xiàn)象，這背離了“立罪至后”的邏輯規(guī)則?！盁o先而后”現(xiàn)象的生成具有兩個相反相成的因果邏輯：一是“刑法謙抑觀”未真正樹立——“立罪至后”邏輯規(guī)則缺失——“無先而后”，二是“刑法萬能觀”潛意識存在——泛化的“刑法超前立法”誤導——“無先而后”。未來經濟刑法立法中“無先而后”現(xiàn)象的克服，有賴于觀念的真正棄舊立新，但更重要的是有賴于技術的補缺除弊，即“立罪至后”邏輯規(guī)則的確立、“刑法超前立法”誤區(qū)的消解和“立罪至后”邏輯規(guī)則在立法中的切實持守。第二章《經濟刑法立罪根據(jù)論》是關于第二個問題的探討。對于立法者為什么將某種行為歸入刑事制裁領域的問題，通說的觀是行為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另一方面卻不斷有學者質疑社會危害性存在的意義。我們以金融違法行為入罪立法為例，從犯罪本質的解讀中得出經濟違法行為入罪的雙層依據(jù)：較低層面的依據(jù)——社會危害性的評價，較高層面的依據(jù)——應受懲罰性的評價。立罪標準是立罪依據(jù)的具體化，它應當在具備較低層面依據(jù)的基礎上，從較高層面的依據(jù)去尋找。循此思路，我們在“博采眾家之長”的基礎上提出了金融違法行為入罪的五個標準：保護必要性、危害產生可能性、行為處罰的合理性、證明的可能性和行為的可處理性。金融違法行為人罪依據(jù)的討論結果可以推演適用于全部經濟違法行為入罪之命題。第三章《經濟刑法立法技術論》是關于第三個問題的探討。筆者認為，科學的經濟刑法立法需要科學的立法技術作保障，目前我國經濟刑法立法在技術上存在諸多問題。如在經濟刑法的文本模型技術方面，實際的單軌制經濟刑法模式日趨成型，但是這不適應經濟形勢的不斷發(fā)展和變化；在經濟刑法的條文關系技術方面，規(guī)定具體犯罪的條文之間的關系交錯，不容易理清；在經濟刑法的條文內部技術方面，罪狀設置中空白罪狀過多、模糊技術使用失當，刑罰設置過于寬泛（如絕對不確定的罰金刑）；等等。為了克服這些問題，筆者提出了具體改進方案。如在經濟刑法的文本模型技術方面，主張“集中與分散”相結合的立法模式：將較為常見、相對穩(wěn)定的犯罪集中規(guī)定在刑法典中，而將那些“非典型”或者變動性較大的犯罪分散規(guī)定到相關的經濟及經濟管理法律中去。在經濟刑法的條文關系技術方面，采用引證技術、除外技術手段，增加交錯條文之間的區(qū)別度。在經濟刑法條文內部技術方面，罪狀的客觀要件設置應當盡量使用提示性規(guī)范以減少空白罪狀，主觀要件應使用顯示度高的特定語言來顯示，刑罰設置則應當采取梯度加系數(shù)的設置技術。第四章《經濟犯罪刑罰適用論》是關于第四個問題的探討。用刑之于犯罪猶如用藥之于患病，與經濟犯罪人都是理性經濟人特點相應，對于經濟犯罪的用刑也需要有理性經濟人思維。因此，用經濟分析方法考慮對經濟犯罪的刑罰司法配置具有較大的可行性。本章以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假設為前提，以“成本”、“收益”為理論工具，對于不同刑罰之于經濟犯罪人的威懾效應作了分析。然后，在將經濟犯罪作輕罪與重罪劃分和將輕罪和重罪又作內部等級劃分的基礎上，提出了司法中對經濟犯罪刑罰配置的最佳方案。即對輕罪應當優(yōu)先適用罰金刑，而且罰金刑并不會造成對富人和窮人的不公正，反而對富人的威懾力更有效率；對于重罪則從輕到重依次是：自由刑并處財產刑——無期徒刑并處財產刑和資格刑——死刑并處財產刑和資格刑。死刑應只謹慎地適用于極少數(shù)的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經濟犯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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