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五四飛鴻:羅家倫珍藏師友書簡集》篇幅所限,少數(shù)書信僅以釋文呈現(xiàn)于解讀之后,作為正文的補充,旨在于便利讀者進一步的研讀。編校過程中發(fā)現(xiàn)書信墨跡中的漏字、衍字和明顯錯誤,都用方括號[ ]注明;釋文中凡需闡述之處,則用括號(?。┗虻鬃?。此外,父親師友們的大名對我自幼如雷灌耳,留下深刻印象的卻寥寥無幾,這些我稱為“太老師”、“太師母”、“伯伯”或“伯母”的長輩,在我寫的“解讀”中,則統(tǒng)一尊稱為“先生”。九十年前發(fā)生的“五四”運動,無論在政治或文化領域中,早已成為一個廣義名詞,代表的是中國近代史的一個特定時代與思想主題。雖然持續(xù)出現(xiàn)過許多不同的解讀和評價,當年所討論的問題與二十一世紀中國人所面對的困境相較之下,并沒有多大差異。從《五四飛鴻》的內容里,可以看到兩代知識人的思想醒覺;對文化事業(yè)的責任感,以及在革新教育和學術研究方面的努力。另外所凸顯的,是人際間的友誼、坦誠、互助、謙和,師長對后進的提攜、關心、贊助,后輩的尊敬、感恩和圖報。這些高尚、可貴的情操與風范,在當今的中國,仍然應該是人們的榜樣和楷模。2006年我的書《羅家倫與張維楨——我的父親母親》出版后,百花文藝出版社的責任編輯高艷華女士便向我建議,三年后應該再合作編一本五四時代人物的書信選集,作為紀念“五四運動”九十周年的獻禮。時光飛逝,當我猶豫不決起步緩慢時,她總是鍥而不舍,不斷為我提供新的創(chuàng)意,以期完成這件有時代意義的任務。我們之間電子郵件的往來,大批資料的復印和郵寄,以及頻頻不厭求評的切磋,持續(xù)了將近一年之久。在此向她特別致謝外,還要感謝好友梁文薔女士幫我拍攝字畫和書信、汪玨女士為我辨識草字、解讀典故與辭藻。在我寫作的整個過程里,我夫張桂生永遠是嚴格的評審兼熱心的支持者;在《五四飛鴻:羅家倫珍藏師友書簡集》編審的關鍵階段中,責編和總編所表現(xiàn)的認真與耐心,反映了我們共同的心愿——對歷史、對先輩、對讀者的責任感,都令我銘感于心。最后為了破解一些文字上的疑難,高女士先后請教了國內著名書法家田蘊章、陳驤龍、韓嘉祥、李云光諸位先生。對他們的慨然幫助,在此也表示我由衷的謝意?!段逅娘w鴻——羅家倫珍藏師友書筒集》的完成,不僅是我對歷史的一點交代,也是我對父親逝世四十周年至誠的追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