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復雜的，需要、追求和標準都是多方面的，但活著、活下去并在合理的前提下盡可能地發(fā)展延續(xù)自己，是生命體最本能最自然的要求。文化生命同樣如此。如何使得文化生命獲得健康暢達的發(fā)展，在盡量吸取外來養(yǎng)分的同時，更好地壯大自身，在適應時代條件、現實要求的同時，使自己一以貫之的精神得到創(chuàng)發(fā)和張揚，盡可能多地獲得生命活力，這應該是眾多學人系念于心的問題。在儒家與現象學的分合之際去論證生活儒學的可能性，從道與政的關系中把握中國政治演進的規(guī)律，從對殷商時代宗教神靈譜系的梳理來考察中國宗教精神，以康德哲學來參證孔子仁學實踐理性的精義，對東西方不同特質的個人主義進行比較，從金融學角度來觀照儒家文化的得失，立足于藝術思潮來探討復古以開新的文化實踐，儒家與基督教就共同關切的問題展開對話、斟酌異同，直面儒學的危機去化解傳統(tǒng)與現代的緊張并重建價值認同、文化認同，如斯種種，反映出學人們在中西古今的張力中探察儒學生命的舊影與新蹤、往鑒與前景的多向度嘗試和努力。作為中華民族文化主干的儒學，本身就是一個復合結構、多維面向的生命體，在歷史上承擔了血緣紐帶、人文教化、政治認同、終極關切等功能，在進入現代情境之后，有些功能在弱化，如家庭、家族方面，有些功能在轉換，如政治認同方面，有些功能則待開發(fā)，如教育、身心安頓等。對于這樣一個與民族生命緊相焊接的生命體，《原道》不愿做本質主義理解和教條式的持守，而傾向于從生命體之豐富性、復雜性和立體感上去加以體察和分析。本著因時損益的原則，主張眼光向下面對既定事實、適應現實條件，在變換的情境中去歷史地、具體地把握生命體的正當要求、可用資源和回旋余地，爭取生存空間和歷史合理性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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