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東方精神

　　一 走進廢墟1996年初，我結(jié)束了十年海外漂泊生涯回國創(chuàng)業(yè)，來到新東方。起初住在俞敏洪家里，敏洪當時的家，位于圓明園北邊一個居民小區(qū)。每天清晨，敏洪開車帶我經(jīng)過圓明園廢墟，經(jīng)過清華西門、北大東門，到達新東方。清晨的圓明園，殘破荒蕪。每天夜里，我們又經(jīng)過北大東門、清華西門、圓明園廢墟，回到居住的地方。夜里的圓明園，陰森恐怖。每次從廢墟經(jīng)過，想象當年園中的燒殺搶掠和沖天火光，成為我不得不面對的一種精神折磨。我總是想起希臘神話中那個遭宙斯懲罰的普羅米修斯，肝臟一次次被天鷹啄食，一次次又長出來，一次次再被啄食……圓明園引發(fā)我心靈深處難以愈合的創(chuàng)痛，有時會使我感到自己也成了這個遭到天神懲罰的人。我獲得這種精神酷刑，不是因為我偷了天火、犯了天條，而只因我是一個中國人：一個愛著我的文化、愛著我的歷史、經(jīng)受了中西方教育、理解了中西方文明差異的中國知識分子……假如歷史是一位老師，圓明園應該是中國人最好的愛國主義和民族自強的教材，但我總覺得，我們在這本記載了最悲慘回憶的史書里，似乎還遺漏了很多東西。一天，我突然問敏洪一個問題：“1860年火燒圓明園的英法聯(lián)軍，到底來了多少人？”“好像是兩萬多人”“什么？才兩萬多人！”我驚叫起來。敏洪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似地看了我一眼：“具體數(shù)字我不知道，但好像來到中國的，總共也就是兩萬多人吧……”聽了敏洪的回答，我也什么沒有說。但是我腦子里出現(xiàn)了一個荒謬的場景，我心里出現(xiàn)了一個沉重的問題：一邊是兩萬多遠征侵略軍，一邊是四萬萬天國軍民。為什么區(qū)區(qū)兩萬英法侵略者，就能夠把堂堂四億炎黃子孫打得一敗涂地？譴責帝國主義的強盜本性不能緩解我的痛苦——有光明就有黑暗，有珍寶就有強盜。問題是：能夠創(chuàng)造出圓明園這種稀世珍寶和萬里長城這一世界奇跡的中華民族，為什么不能抵擋幾船遠道而來、水土不服的匪盜？一個民族強大的創(chuàng)造力，固然可以用來創(chuàng)造賞玩之物、也可以用來堆砌被動防御的圍墻，卻為什么不能勃發(fā)出同樣強勁的精神和力量來保護這些文明瑰寶免遭洗劫呢？指責滿清統(tǒng)治者的腐敗無能也不能解答我的疑問——五千年古國文明，為什么卻傳承出這么一個腐敗無能的政權？如果說是滿清腐敗有什么特殊性，那么，想一想被滿清王朝推翻的明末政權，其實更加腐敗無能、更加不堪一擊。要知道，滿清入關，只有二十萬軍隊，就橫掃中原、屠城江南、入主京城……一代一代，一年一年，五千年中華歷史，就在這種王朝興盛與衰敗、政權崛起與崩潰中交替輪回，演繹著中華民族的大喜大悲。我們的民族也許優(yōu)秀，我們的文化也許深厚，但華夏土地，為什么總是孕育出這一代代昏庸統(tǒng)治？我們的文化也許偉大，我們的傳統(tǒng)也許神圣，但神州大地，為什么總要遭受這一次次文明浩劫？走進現(xiàn)已破敗不堪、卻曾經(jīng)象征過中華文明驕傲的圓明圓，我似乎走進了中華文明的廢墟。我的心里，涌動著一個個令人不安但難以回避的問題：我們的文化，是否帶有某種疾??？我們的民族是否缺乏某種素質(zhì)？我們的文明，是否應該經(jīng)歷某種烈火重生、洗禮更新？我們的人民，是否也必須經(jīng)歷某種脫胎換骨，鳳凰涅 ？！……二 走進歷史提出這個問題，并不是我的發(fā)明。一百多年來，一代又一代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成員前赴后繼、上天入地，從未停息地尋求著這一問題的答案。自從西方列強入侵中華，面對長達百年的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家國浩劫，近代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就開始了對這個問題的痛苦探求，開始了向現(xiàn)代文明轉(zhuǎn)型的艱難長征。從留學之父容閎開始，到魯迅、陳獨秀一代五四啟蒙先驅(qū)，到鄧小平、周恩來這些開國革命家，到錢學森、李四光這些科學救國者，一代又一代肩負著中華民族希冀與囑托的中國知識分子，就這樣唱著“大江歌罷掉頭東，難酬蹈海亦英雄”的出征曲，為點燃華夏大地的漫漫長夜遠赴重洋、覓求天火……他們負笈求學的國家，有曾經(jīng)把圓明園付之一炬的英法帝國；他們十年面壁的地方，有曾經(jīng)在甲午海戰(zhàn)中戰(zhàn)勝大清的日本列島；他們尋找科學技術的地方，有曾經(jīng)參與八國聯(lián)軍趁火打劫的美國。他們苦苦尋找、孜孜探求救國救民知識和真理的異邦，幾乎毫無例外，都是血染中國近代史、凌遲中華民族心的西方列強國家。啼血的杜鵑，填海的精衛(wèi)，揮斧的刑天，追日的夸父……我看見，這些象征中華民族精神和靈魂的傳奇形象，在我們這些去西天盜取天火、尋找真經(jīng)的祖輩、父輩、先輩柔弱的身軀、蒼白的面容和熾熱的眼神中復活……容閎在美國看到新大陸的強盛，因此提出了派遣幼童留美，拉開中國向西方學習的歷史帷幕；魯迅在日本看到體格強盛但精神麻木的國人決定棄醫(yī)從文，揭開中國民族劣根性的古老瘡疤；錢學森以他在美國獲得的導彈科技，迅速改變了中國的國防力量；鄧小平，這位十五歲就旅法求學的“小留學生”，直到七十多歲還東渡日本訪問考察，站在日產(chǎn)汽車的流水線上感慨地說：“來到這里，我才知道什么是現(xiàn)代化！”無論是戰(zhàn)爭歲月，還是和平時代，無論在屈辱的過去，還是在繁榮的今日，中華民族最優(yōu)秀兒女，中國社會最先進人士，都意識到一個不能忽略的真理：要使中華強大，要使民族繁榮，中國人必須向西方學習，向列強求教，拜敵人為“師”，與群“狼”共舞，和對手交杯……要使屈辱不再重演，我們就要臥薪嘗膽；要使烈焰不再肆虐，我們就要師夷長技。從圓明園焚毀之后滿清政府的洋務運動，到甲午戰(zhàn)爭慘敗之后康梁變法的改良維新，從五四運動中來到中國開啟民智的德賽二師，到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初就大力提倡的留學政策，中國人去西方取經(jīng)的道路越走越寬廣，向西方學習的目標越來越深入。而我們的民族復興夢想，仍有漫長的道路要走。中國的人均GDP，比起日本，依然只是三十多分之一。中國的生活質(zhì)量指數(shù)，比起美加，依然滯后七八十名。中國在社會發(fā)展各方面的指標，和美國日本這樣發(fā)達國家相比，依然有令人不安的巨大差異！今日中國青年肩負的向西方學習的使命，即使沒有容閎時代那么曲折漫長，至少也同樣地任重道遠。留學之父容閎所開啟的“西學東漸”之風，從太平洋彼岸吹來，穿越時空的隔膜，跨過文明的溝壑，依然強勁而清新地在大河上下、長城內(nèi)外送寒迎春，染綠催紅。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推動的新時代留學政策，從中南海向大洋彼岸吹去，迎來送往，游子如梭，為編織全球經(jīng)濟的交流網(wǎng)絡，為中華民族的全面復興，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人才儲備。新時代留學生，他們是誰？他們將在中國走向未來的偉大進軍中扮演什么角色？他們將在薪火相傳的民族責任接力賽中，建造什么樣的歷史豐碑？“新東方成立以來，到底送出去多少留學生？”我問被稱之為“留學教父”的俞敏洪。敏洪笑笑，什么也沒說。我知道他不知道——為了新東方疲于奔命的敏洪和他的團隊，根本沒有時間關注這些抽象的數(shù)字。但我知道，從他嘔心瀝血十幾年如一日創(chuàng)建新東方、打造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英語學習和留學培訓基地的狂熱和癡迷中，我看到一座新的豐碑已經(jīng)鐫刻在中國留學青史中。想到我也忝居其中的新東方，想到我也正在添磚加瓦的事業(yè)長城，我的心里，開始涌動另外一種自信自豪的沖動與激情，我思索著在圓明園廢墟邊向敏洪提出來的那些問題，似乎看到了答案：我們的文化，確實帶有某種疾病；我們的民族，確實缺乏某些素質(zhì)；我們的文明，確實應該經(jīng)歷脫胎換骨并洗禮更新；我們的人民，確實必須經(jīng)歷烈火重生從而鳳凰涅 ！這個悲情天問，從圓明園大火就已經(jīng)映透天空；這個歷史難題，從容閎赴美就開始破解答難——這是文化的更新與重生，這是人的更新與重生。中華民族不僅能在圓明園廢墟邊上建起北大清華中關村新東方，中華民族還能在五千年精神廢墟上，建起一座薈萃中西文明精華、重振大國雄風的擎天高塔。一種新文化正在降生，一種新人類已經(jīng)蒞臨。欲知這種新文化的端倪，欲看這個新人類的模樣，請來圓明園廢墟邊、北大清華旁，有一個地方，叫新東方……三 走進新東方車輪滾滾，時光滔滔。緊貼著圓明園廢墟的新東方，迄今已經(jīng)走過了十二個年頭。生活飛流，思想常青。散發(fā)著圓明園廢墟刺鼻煙塵的《新東方精神》，迄今也已經(jīng)出版了五年整，發(fā)行了數(shù)百萬，感動了當代無數(shù)新東方同路人。緊握著容閎傳遞的“西學東漸”歷史接力棒，追隨著鄧小平開辟的留學新方向，十二年來，新東方主導了世紀之交中國留學運動的潮流、吹皺了中國民辦教育的一池春水，引發(fā)了學習英語的舉國熱情、激勵了當代大學生的人生理想……十二年如一日，新東方培訓了數(shù)百萬學生學英語，送出數(shù)十萬學生去留學，提出中國機會論，推出彩虹計劃，倡導留學生回國創(chuàng)業(yè)。新東方提供的外語培訓、教育規(guī)劃、人生激勵、文化理念，改變著無數(shù)青年的個人素質(zhì)、精神狀態(tài)和思維方式。決定一個國家和民族命運的，到底是什么？在新東方，我們深刻地認為，就是人的素質(zhì)。發(fā)生在十九世紀中旬的那場鴉片戰(zhàn)爭，是四千驃悍自信的人和四億積貧積弱的人之間一場不該發(fā)生的戰(zhàn)爭。而二十一世紀的競爭，其實依然是不同素質(zhì)的人之間一場永不休戰(zhàn)的競爭。人的素質(zhì)與文化有關，反過來又深刻影響著文化。進步是由進步的人推進，落后是被落后的人拖拽。落后就要挨打！這是鄧小平?jīng)_著圓明園廢墟、對著中國近代喪權辱國歷史最精辟的論斷。但問題是：中國為什么落后？我們能夠為根除導致中國落后的病根做點什么？1996年的春天，新東方雖然已經(jīng)名滿京城，但遠遠沒有今天這樣的規(guī)模。我們還沒有現(xiàn)在這種偉大的使命感。但是，就在俞敏洪和他的團隊每天以圓明園為軸心的往返穿梭中，形成了新東方過去十多年奮斗的原始動力、崇高目標以及未來所要追求的終極價值。這個原始動力、崇高目標和終極價值是什么？面對歷史的回音壁，想起不遠處的那片廢墟，我想我在這里能夠替新東方人做一個響亮的回答。這就是：人的更新，文化的更新。通過人的更新完成我們文化的更新，通過文化的更新實現(xiàn)我們?nèi)说母?。通過讓學生掌握一門新的語言從而去學習一種新的文化，通過讓青年學習一種新的文化從而去追求一種新的人生。只有當一代青年都能理解中西文明的優(yōu)劣比較，并如饑似渴地吸納采擷各國文明中的優(yōu)秀成分，并用它們來不斷更新強盛我們自身傳統(tǒng)文化時，中華民族才能徹底擺脫那種盛衰交替、強弱更迭、腥風血雨、國破園毀的悲慘輪回！新東方，只是一個民辦教育培訓機構(gòu)；新東方人，也只是一群自信而普通的外語培訓者。上述的目標也許很大很大，但是比起每個中國人應該承擔的歷史責任，我們的目標其實很小很小——因為我們深深記得這些基本道理：位卑未敢忘憂國，天下興亡匹夫身。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自身命運、民族命運和國家命運的主人！不要說我們只是一群空想者，我們要參與改造、更新我們古老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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