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作為游記,有著較為獨特的敘事模式,游記作者拋棄自己親歷的獨特性而泛泛而談其游歷國家的人文地理,以當今的標準或讀者的期待視野來判斷,多少不免令人遺憾。但是,這種“令人遺憾”的敘事模式卻是18世紀的時代精神所要求的,即書本首先要有教育意義,要高舉客觀而理性的旗幟,把個人的主觀性巧妙地隱藏在背后。這種“時代精神”多少揭示了漢密爾頓把自己的觀察納入到對中國的總體描述中的原因。幸甚,作者并非完全是“時代精神”的奴隸,他在具體描寫一個地方時總是盡量融入自己的親身體驗;而且正是這些生動有趣的段落,提升了本書的可讀性,決定了其直至今天的價值之所在。彼得·奧斯貝克是第一個將在中國的實地調查報告公開出版的瑞典人。作為著名的博物學家查爾斯·林奈的學生,他以一名隨船牧師的身份記錄了瑞典東印度公司卡爾親王號商船首次遠航沿途的風土人情。這艘船于1750年11月18日從瑞典西海岸港口哥德堡出發(fā),并于次年8月22日抵達廣州,在那里一直停留到1752年,的1月4日。在中國停留期間,奧斯貝克搜集了相當多,有關中國植物的資料,同時也將他對中國人日常生活以及中國文化的觀察記錄了下來。他的觀察不但真實可靠,而且大多十分敏銳,有時還能濾除書本上或是道聽,途說的一些成見。就在奧斯貝克造訪中國的差不多同一時間內,林奈的另一位學生奧洛夫·托瑞恩乘坐瑞典東印度公司的商船哥特獅號也來到了中國,他撰寫了七封書信匯報他在中國期間的見聞,這些信件也被收入到了此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