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們考察由宗教和世俗的理論和傳統(tǒng)所揭示的這個歷史記錄,那么結論是不可避免的:哲學家始終不能解釋某種精神現象及其在世界中的位置,我們相信思想家能對身體作出公正的評價,但不相信思想家能對意志作出公正的評價。但是,哲學家對身體的敵意是眾所周知的,至少自柏拉圖以來是有記錄的。其主要原因不是由于感官經驗的不可靠——因為這些錯誤能被糾正,也不是由于激情難以駕馭——因為激情能被理性制服,而僅僅是由于我們的身體需要和欲望的不可救藥的本質。正如柏拉圖正確強調的,身體始終“想得到照料”,即使在最有利的環(huán)境中——健康和空閑,以及秩序井然的國家——身體也因其反復無常的要求而打斷思維的我的活動。根據洞穴比喻,身體迫使哲學家從理念世界回到人間事務的洞穴。(人們通常把這種敵意歸咎于基督教對肉體的敵意。這種敵意不僅僅是古老的;人們甚至認為,基督教信條之一,即不同于古代關于靈魂不死的思想的肉體復活,不僅僅與神秘主義的一般信念,而且也與古典哲學的一般概念形成鮮明的對比。)當然,思維的我對意志的敵意是一種截然不同的敵意。在這里,沖突發(fā)生在兩種不能共存的心理活動之間。當我們形成一種意志力的時候,也就是當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某個將來計劃的時候,我們并沒有像我們關注一系列思想那樣,離開現象世界。就思維和意志影響我們的心理狀態(tài)而言,它們是不相容的;確實,思維和意志都把目前不在場的東西呈現給我們的精神,不過,思維使存在的東西或至少曾經存在的東西進入綿延的現在,而意志延伸到將來,在一個不存在這種確定性的領域里活動。我們的心理器官——不同于精神的靈魂——憑借預期,能處理從未知事物的領域進人其中的東西,而預期的主要方式是希望和恐懼。這兩種感情形式有內在的聯(lián)系,其中的每一個感情都傾向于轉變?yōu)槠浔砻嫔系膶α⒚妫捎诜秶牟淮_定性,這些轉變幾乎是自動的。任何一種希望本身都包含恐懼,任何一種恐懼都因轉變成一種相應的希望而得到解除。由于它們的轉變及其不穩(wěn)定的和令人不安的性質,古典時代把它們列為潘多拉盒子里的有害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