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書的實踐求證方面，本書從具有典型性的個別話題切入，這些話題包括婚內強奸問題、擾亂法庭秩序罪問題、犯罪與秩序問題、刑事政策問題等。這些問題或大或小，在刑事法治的視野中都得以細膩的闡述。例如關于婚內強奸問題，是近些年來引起刑法學家、犯罪學家、社會學家廣泛興趣的一個問題。蔡道通堅持“婚內有奸”的觀點，不僅從法律與社會的視角進行分析，而且從女權主義視角進行了追問。在以往關于婚內強奸的討論中，存在著應然與實然相混淆的情況，影響了對婚內強奸的深層次思考。從應然上說?；閮葟娂槭且粋€立法的問題，即應否將婚內強奸犯罪化。從實然上來說，婚內強奸是一個司法的問題，即在現行法律下婚內強奸是否構成犯罪。蔡道通從應然角度論證了“婚內有奸”的命題，論證充分，理論視野寬闊，不失為在婚內強奸問題上的一篇精品之作，有令人信服的感染力。關于刑事政策的探討，也是本書的一個亮點問題。相對于婚內強奸而言，刑事政策是一個大之又大的問題。在本書中，蔡道通提出了“抓大放小”的刑事政策思想。抓大是指對待有組織犯罪、暴力犯罪、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等嚴重危及社會生存與發(fā)展、民眾安寧與秩序的犯罪，即不能不矯治或矯治有困難的犯罪／犯罪人實行嚴格的刑事政策；放小是指對于情節(jié)較輕的刑事犯罪、偶發(fā)犯罪、無被害人犯罪、可與被害人“和解”的犯罪等，也就是不需矯治或矯治有可能的犯罪／犯罪人實行寬松的刑事政策。這一“抓大放小”的刑事政策與西方實行的重重輕輕的刑事政策在含義上基本可以等同，對于我們目前處理犯罪問題是有啟發(fā)意義的。當然，在刑事政策的討論中，未能對“嚴打”問題進行深入分析，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其實，“嚴打”與刑事法治的關系是十分密切的，這里關系到刑事政策的限度問題。當然，僅就本書的分析來看，蔡道通提出問題與概括問題以及分析問題的方法都是有別于其他同道的，表現出其個人的學術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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