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角與配角：近代中國大轉型的臺前幕后

　　與此同時，孫中山給張繼回信表示不接受辭職或退隱的提議，“一、退隱深山。此時為革命最衰微之時，非成功興盛之候，是為弟冒艱危、茹困苦以進取之時代，非退隱之時代也。二、布告天下，辭退同盟會總理。弟被舉為總理，未有布告天下始受之，辭退亦斷未有布告天下之理。弟之退總理已在要求同盟會及章太炎認不是之時，同盟會及太炎至今未有認過，則弟已不承為彼等之總理者久矣?！北M管有吳稚暉等為孫中山辯護，比如吳在11月13日出版的《新世紀》115號發(fā)表文章表示，“近見有東京同盟會布告孫文君罪狀書，所言不惟無足為孫文君之罪狀，且適顯其為沾染?；庶h氣息。”“故為孫君之罪狀者，首列匿藏巨款二十萬。彼固不知孫君旅行之舟資，尚借貸于學界之措大?！钡珜O中山當時的緊張還是可以想見的。此事如果不是黃興堅決抵制，孫中山在同盟會的地位勢將岌岌可危。1909年11月11日、11月27日、11月29日，陶成章等將一公函在具有?；蕰尘暗摹赌涎罂倕R新報》公開發(fā)表，釀成了同盟會創(chuàng)立四年來最大的一場風波。此前1909年7月18日，陶成章在寫給李燮和的信中說：“前次之舉孫文，實授之以刀柄”。他想另擬章程，“其章程中，不認孫文為會員，諒亦可以做得?！諏ｉT注重暗殺（若辦必先聲明與孫文無涉，免至為人所借用）?！?月24日，他在給王若愚的信中對黃興“專為中山調?！贝鬄椴粷M，表示“弟及兄等與中山已不兩立”。10月22日，孫中山寫信給布魯塞爾的同盟會會員王子匡：“陶[成章]去年到南洋，責弟為他籌款五萬元，回浙辦事。弟推以近日南洋經濟恐慌，自顧不暇，斷難辦到。彼失望而歸，故今大肆攻擊也。東京留學界之不滿于弟者，亦有為之推波。故從外人視之，吾黨亦成內亂之勢。人心如此，真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薄按耸掠诼摻j華僑一方面，大有阻礙也?！薄秱蚊駡髾z舉狀》1909年對孫中山來說真是多事之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繼陶成章他們的意見書發(fā)布之后，又有章太炎的攻擊，就是那篇著名的《偽民報檢舉狀》，起因是《民報》被日本當局封禁時附加罰款一百五十元，逾期就要罰章太炎做苦工，而同盟會并沒有予以救援，最后是章門弟子魯迅等湊錢解決的，此事引起章太炎、魯迅等人的“很大憤懣”[張靜廬語]。此后，汪精衛(wèi)等未和章太炎協(xié)商即托名巴黎印刷、秘密出版了兩期《民報》，自然更是火上加油。章太炎怒而以原《民報》社長名義發(fā)表這一傳單，其中主要指責孫中山：“孫文本一少年無賴，徒以惠州發(fā)難，事在最初，故志土樂與援引……推為盟長……而孫文小器易盈，遂借此自為封殖。在東京則言在南洋有黨羽十萬，在南洋則言學生全部皆受指揮，內地豪杰，悉聽任使。恃《民報》鼓吹之文，借同志擁戴之意，乘時自利，聚斂萬端。”所謂“聚斂”就是指孫中山當年離開日本時接受贈款，以及幾次起義的軍費開支等。他進而指責孫中山“背本忘初，見危不振”，在《民報》幾乎斷炊、風雨飄搖之際，“屢以函致南洋，欲孫文有所接濟，再差胡漢民或汪精衛(wèi)一人東渡，郵書五六次，電報三、四度，或無復音，或言南洋疲極，空無一錢。有時亦以虛語羈縻，謂當挾五，六千金來東助，至期則又飾以他語，先后所寄，只銀元三百而已?！薄胺驅O文懷挾巨資，而用之公務者計不及一，《民報》所求補助，無過三、四千金，亦竟不為籌畫，其干沒可知已。及去秋有黎姓者自新加坡來云，《民報》可在南洋籌款，即印刷股票數百份，屬友人陶煥卿即陶成章帶致孫處，而孫坐視困窮，抑留不發(fā)?！碧貏e是當《民報》被封，章太炎因交不出罰金，差一點被處苦役，“而身擁厚資、豢養(yǎng)妻妾之孫文，忝為盟長，未有半銖之助，不自服罪，又敢詆毀他人，此真豺虎所不食，有北所不受。”當《民報》危急時，孫中山沒有伸出援手確是事實，但說他“身擁厚資、豢養(yǎng)妻妾”就只是臆測和想象了。孫中山之所以對《民報》棄置不問并不是沒有原因的，先是1907年的“倒孫”風潮早巳傷了他的心，加上他對章太炎在《民報》高論佛學、國粹，漸離三民主義的軌道也深為不滿。此外，章太炎還指控孫中山賣國賣友：“云南本中國之地，而欲贈送法人”；“試觀黃興，非與孫文死生共濟者耶？而以爭權懷恨，外好內猜；精衛(wèi)演說，至以楊秀清相擬。關仁甫，非為孫文效死建功者耶？而以事敗逋逃，乃至密告英吏，誣以大盜。其背本無恩如此?！彼麆窀嫒A僑不要為孫中山、汪精衛(wèi)“私有”的偽《民報》捐款。他最后說：“綜觀孫文所為，豈欲為民請命，伸大義于天下，但擾亂耳！”……

　　傅國涌，1967年1月以來在《南方周末》、《文匯讀書周報》、《書屋》、《隨筆》、《東方》、《老照片》等報刊發(fā)表文章100多萬字。作品曾多次被《報刊文摘》、《讀書文摘》、《雜文選刊》、《中華讀書報》、《中外書摘》、《書摘》等報刊選載，并入選《大學人文讀本》和多種選本。著有《金庸傳》、《葉公超傳》、《追尋失去的傳統(tǒng)》、《筆底波瀾——百年言論史的一種讀法》等。2005年出版的《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受到廣泛歡迎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