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書論及的悲劇作品，較任何一部悲劇論著為多，都是作者廣泛挖掘所得，只要認真一讀，就會感到許多面生的作品迎面而來，而對晚清悲劇作品的挖掘，尤為可觀。從這一點看，其資料價值，絕不可沒。而更顯作者的真知灼見的，則是對學術上眾多問題的細微辨析。例如駁“宗教和悲劇是相反對的”、“宗教使悲劇走向了衰亡的觀點；第四章論析《張協狀元》時，對周貽白、錢南揚關于“張協拒娶王勝花”的觀點進行了辨駁，合情合理；第五章關于元人“四大悲劇”和《疏者下船》、《東窗事犯》、《緋衣夢》的評析以及元人悲劇“苦境”的創(chuàng)造和中西方悲劇理論的比較、對《琵琶記》“三逼”、“三辭”、“三不從”的理解，等等，都有新見，令人一新耳目；第六章給《牡丹亭》的定性，頗有說服力。1980年春夏之交，我們在廣州討論中國十大古典悲、喜劇篇目時，曾邀請張庚、郭漢城、俞林三位先生參加，在討論會上，《牡丹亭》定性問題爭論最為熱烈，以漢城先生為代表的一些學者，力主喜劇說，以季思先生為代表的一些學者，力主悲劇說。因為他們都是戲曲研究界的著名權威和前輩，后學不便仲裁，故悲、喜二集中均未入選，只在悲劇集的編后記中作了簡要說明。后來郭漢城先生將它定為悲喜劇，收入他主編的《中國十大古典悲喜劇集》（1989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并在《前言》中有近千字的論述與說明。建文則把它定為悲劇，雖然此前有季思先生的發(fā)言和趙景深先生《（牡丹亭>是悲劇》的文章（《中國古典悲劇喜劇論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建文將其定為“愛情悲劇”，是從作品的主角杜麗娘的悲劇主色調著眼的，盡管該劇不乏喜劇性因素，但這“是中國古典戲曲慣常‘插科打諢’、巧于團圓的俗套所使然。”他引用茅暎的話“夢而死也，能雪有情之涕；死而生也，頓破沉痛之顏”，認為，湯顯祖，對劇中悲情”能“始終如一的把握”并有“深切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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