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對待權(quán)利

　　《認真對待權(quán)利》是美國當代著名法理學家羅納德·德沃金的成名之作。它是在20世紀60～70年代這個特定的歷史階段寫成的。在這個階段中，國內(nèi)種族歧視問題、越南戰(zhàn)爭問題、善良違法問題等等成為美國政治的核心。圍繞著什么是法律，法律的目的是什么，誰在什么情況下應該遵守法律，在沒有成文法依據(jù)，也沒有先例的情況下法官如何審判案件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德沃金發(fā)表了自己的主張。他尖銳地批判了美國法律傳統(tǒng)中的實證主義和實用主義，提出了政府必須平等地尊重和關(guān)心個人權(quán)利，不得為了社會福利或者社會利益犧牲人權(quán)的觀點。他在本書中論述的關(guān)于個人權(quán)利的法律與道德理論使他成為本領(lǐng)域最為著名的學者之一。本書前言外國法律文庫是一套大型翻譯叢書，入選書目主要是外國尤其是西方的重要法律著作。中國法學界從事外國法與比較法研究與教學的學者組成的編譯委員會負責確定書目和組織翻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印行。受編委會之托，我將組織出版這樣一套叢書的緣起及有關(guān)情況作些說明。我平生治學，以羅馬法和西方民商法為主。50年代末以后的20多年間，我國法制建設(shè)歷盡坎坷。那時，像羅馬法這類洋貨，不僅是奢侈品，簡直可以說是違禁品。“文化大革命”結(jié)束后，法制建設(shè)與法學教育都逐漸走上正軌。十多年來，在我所在的大學里，羅馬法、西方民商法以及比較法等都成了深受學生歡迎的課程。在立法方面，每制定一項法律都廣泛地搜集國外立法資料，博采眾長，以求既符合中國情況，又順應國際潮流。不過，在這些過程中，有一個困難時時制約著人們的手腳，限制著人們的視野，那就是翻譯為中文的外國法律著作數(shù)量太少。說來難以置信，自1949年直到今天，西方法律學術(shù)著作在大陸譯為中文出版者只有寥寥十余種。這些著作的漢譯又沒有有效的組織，因此必然存在著書目安排上缺乏系統(tǒng)性、選材上卻不乏偶然性的毛病，甚至有個別譯本的譯者中外文修養(yǎng)不夠，率爾操觚，致使誤譯多有，貽患學林。在這樣的情況下，當然不可能期待對外國法律的全面而準確的認識了，而沒有這樣的認識，又怎么能希望博采眾長、融合中外的借鑒呢？近年來，組織翻譯一套外國法律叢書一直是我的一個迫切的念頭。曾與法學界的一些同行談起，他們也都對這樣一項工程極表贊成。曾對中國文化研究提供過大力支持的福特基金會也決定對該項目提供贊助。1991年初，外國法律文庫第一屆編委會正式成立。15位委員中包括了北京法學界——今后還要吸收各地學者，使其成為一項全國性的學術(shù)事業(yè)——的一些知名教授和中青年學者。編委會確定了這套叢書在選題方面的三個標準：（一）以學術(shù)著作為主，兼顧重要的立法文件；（二）以本世紀作品為主，兼顧此前的經(jīng)典著作；（三）以西方作品為主，兼顧其他地區(qū)的代表性作品。力求通過整套叢書反映外國法學與法律的概貌，為學術(shù)研究提供素材，為法律教學提供輔助，為國家立法提供借鏡，為一般讀者提供有益于增進法律知識和培育法治意識的讀物。編委會又聘請了四位外國著名法學家作為顧問，以更好地保證選題上的權(quán)威性。在譯校者的確定上，除語言修養(yǎng)外，還要求他們是相關(guān)領(lǐng)域的專家，以有利于忠實地傳達原意。叢書的規(guī)模，初步確定為50種，當然，若條件許可，它完全應當成為一套不間斷出版下去的叢書；法律翻譯要追隨法律與法學的發(fā)展，如同譯文要忠實地追隨原文。外國法律文庫能夠順利出版，得益于法學界的一些資深教授的積極參與，他們有些參加了編委會，做了大量細致而有效的工作。有些雖然不是編委，卻也給予文庫熱情的關(guān)心，他們推薦書目與譯者，有些還應邀審閱譯稿。一大批中青年學者以其眼界、才華以及勤勉的工作精神，使文庫的翻譯進度與質(zhì)量得到了保證。福特基金會對文庫的翻譯與出版提供了寶貴的資助。所有這些都是應該在這里深表謝意的。聲稱作品“錯誤在所難免”已成為一些序文的套語，對于外國法律文庫一類的翻譯叢書來說，這樣的俗套卻決非客套——完美到無可挑剔程度的譯作至今還只是一種理想。但是，重要的在于積極的參與和認真的實踐。隨著越來越多的學者熱衷此道，隨著一本本譯著的出版，作為文化建設(shè)事業(yè)組成部分的法律翻譯，必將會對我國的法制現(xiàn)代化事業(yè)作出重要的貢獻。在這個過程中，翻譯的技巧也會日漸成熟。我對于這樣的前景，套用一句老話，誠可謂馨香而祝之矣！是為序。

　　信春鷹，1956年生，法學碩士，現(xiàn)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吳玉章，1955年生，法學碩士，現(xiàn)任中國社會科學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