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行政程序法治化：法理學與法文化的分析

　　1994年2月初北京隆冬，攜著好奇與希冀，我難舍地離開了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赴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法學院開始了博士學業(yè)。抵澳后，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出現(xiàn)了，在一個與中國屬于不同文化和法律體系的國家，用漢語以外的語言在4年多的時間里完成博士論文與答辯到底有無勝算？于是，我保守地將自己的研究課題定位在自己已從事多年的中國行政法領(lǐng)域。我系墨爾本大學法學院第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攻讀PhD的學生，前無古人的局面導致我除了加強同導師之間的溝通與合作之外，一切都必須在自我參悟和摸索中開展學業(yè)，好在我的法學研究經(jīng)歷曾經(jīng)一度是在自修中進行的，所以，在澳洲專業(yè)研究方面的“獨斗”局面不僅沒有讓我氣餒，相反，孤獨自省的學業(yè)進展方式卻讓我體悟到異國博士研究的精神氛圍。盡管如此，坦白地講，文化上的情結(jié)的確是我長期留學研究的一塊“心病”。首先，為何要不遠萬里來到南半球的另一國度撰寫同中國行政法領(lǐng)域相關(guān)的論文？從中文文獻材料的儲備到對法律實踐發(fā)展的把握，中國人在海外研究中國法并不比國內(nèi)同行占優(yōu)勢，因此，自己的研究和論文絕然不可以局限于中國行政法而必須要從比較法的角度來進行，或者說，必須要揚在海外之所長，避遠離中國大陸之所短，否則，自己將來恐怕會難有勇氣將自己的研究成果用中文的形式出版。其次，即便是從比較法的角度建構(gòu)我的論文，但是，其落腳點卻依然是中國問題。常有人說，對于自家問題，中國學者身在國內(nèi)往往有習焉不察的嫌疑，而來自局外的西方學者，包括身處異域的中國人的一些評斷可以有獨到的價值。這樣的話當然有一定的說服力，因為，我從西方學者對自己論文的許多評點中的確獲益匪淺。可是，一篇有關(guān)中國社會問題的論文最終卻要讓若干西方“教師爺”來匡正、判定的境遇著實會讓人有不適之感。有人說，從中國和西方世界相互了解、相互琢磨的特點來看，中國人在海外以外文形式所作的研究成果是西方人研究中國問題的寶貴財富，細細想來，頗有道理。試想，目前中國人如果能請得動西方人用中文作西方研究的話，則西學東進的水準豈止會上一個臺階。歷經(jīng)許多的度步深思與駐筆長嘆，四年磨一文。從幾年前動筆成文開始，我決意以后一定要不避淺陋地將論文用中文出版。這樣做不僅可以讓國內(nèi)學者知曉在海外同樣有一群在另一種研究境地從事中國法律和社會研究的耕耘者，同時，就我所見，國內(nèi)用中文出版的在海外完成的研究中國社會的博士論文很少，而研究中國法律的博士論文更是罕見，所以，愿拙文的出版可以引來更多的有相同經(jīng)歷的同仁有興趣將他們在海外的研究心血付諸公讀以補憾缺。本書就是以本人的英文博士論文為基礎(chǔ)經(jīng)提煉而成的。原論文的標題為：“JursprudentialandCulturalPerspectivesontheImplementationofProceduralJusticeinAdministrativeLaw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由于閱讀對象的轉(zhuǎn)變，同原論文相比，本書在內(nèi)容和體例方面作了適度的調(diào)整（詳見“導論”部分的內(nèi)容），同時將標題確定為：“中國行政程序法治化——法理學與法文化的分析”。值付梓之際，我特別感謝在專業(yè)修養(yǎng)、為人以及論文課題研究方面曾經(jīng)使我受益頗豐、給我巨大鼓勵的王名揚、羅豪才、應(yīng)松年、朱維究等師長?！?/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