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學學術講演錄

    劉小楓：尼采的微言大義
   （2000年4月在北京大學）
   早就聽說，20世紀最具革命性的思想家是：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
    何謂“革命性”？日常用法指“反傳統(tǒng)”。據(jù)說這三位所謂后現(xiàn)代先知推翻了西方的傳統(tǒng)價值，代之以新的倫理和生命方向。姑且不究這些流俗說法是否恰切，僅就這種革命性的深刻程度和實際影響而言，弗洛伊德等都無法望尼采項背。馬克思盡管引發(fā)了諸多社會革命，仍然在兩個方面不及尼采。
   
   林毓生：韋伯論儒家思想的評析
   （1999年5月在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現(xiàn)在大家都知道韋伯是社會學家了，但是他從來不認為自己是社會學家，他的最初訓練是歷史，但是他這個歷史也不是普通的歷史，當然韋伯就是韋伯了，很難用什么符號來表示。他受的基本訓練是史學的訓練，他的博士論文是研究羅馬經(jīng)濟史方面的東西，但是他的關杯不是一個普通性的一般意義的歷史的關杯……
   
   汪丁?。褐R動力學與文化傳統(tǒng)變革的三類契機
   （2000年春在北京大學）
   我曾經(jīng)以康德的話表述過“知識”與“信仰”之間的對立。但是在知識動力學的框架里，知識與信仰之間的對立被理解為一種張力，一種賦予了傳統(tǒng)以生命力量的內在沖突。事實上，信仰召喚著知識，知識論證著信仰。
   
   成中英：詮釋轉向與本體回歸
   （1999年在北京大學）
   
   劉大為：預設：語義預設與語用預設
   （2000年5月在華東師范大學）
   
   陳思和：我們的抽屜——當代文學史的“潛在寫作”
   （2000年5月在美國芝加哥大學）
   有一位朋友告訴我，她想寫一篇文章，題目是《我們的抽屜是空的》。她大概是想說，真正優(yōu)秀的作家的寫作是聽從良知召喚的，即使環(huán)境不允許他發(fā)表作品，他也會寫出真正不朽的藝術作品，放在自己抽屜里，靜靜等待命運再次對他發(fā)出召喚?！覀兊奈膶W史上卻沒有這樣的作家。
   
   李歐梵：上海與香港：雙城記的文化意義
   （2000年6月在上海師范大學）
   
   陳平原：反思“文學史”
   （2000年3月在北京大學）
   所謂反思“文學史”，不是指具體作家作品的抑揚褒貶，而是思考整個學科的來龍去脈。將“文學史”圍起到現(xiàn)代中國學術發(fā)展的脈絡上來考察，理解其得失與成敗，對今日中國學界來說，不無裨益；而對于剛剛入門的研究生來說，更是必不可少。
   
   吳曉東：魯迅的“原點”
   （2000年3月在“21世紀中國、日本與亞洲”國際學術研討會）
   
   川合康三：無常觀——日中文學比較之一端
   （1999年在北京大學）
   
   格非：列夫·托爾斯泰與《安娜·卡列尼娜》
   （2000年11月在華東師范大學）
   
   Peter J.Ucko：從世界性聯(lián)系看考古學解釋
   （2000年春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
   
   李學勤：“夏商周斷代工程”新聞發(fā)布會上的報告
   （2000年11月在北京“夏商周斷代工程”新聞發(fā)布會）
   
   俞偉超：中國古代文化的離合及其啟示
   （1999年秋在北京大學中國文化書院）
   中國古代文化的分離與聚合以離合情況給予我們的啟示，是諸多人文學科都應當研究的課題。今天，我主要從考古學的角度來說一點法。
   
   羅志田：《山海經(jīng)》與近代中國史學
   （2000年度在南開大學、清華大學和復旦大學講演）
   
   陳啟云：文化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認知：歷史主義詮釋
   （2000年春在清華大學）
   
   牛大勇：跨越文化鴻溝：現(xiàn)代東亞國際關系的歷史特點和前景
   （2000年8月在“文明對話：本土知識的全球意義”國際研討會）
   
   厲以寧：關于教育產(chǎn)業(yè)的幾個問題
   （于2000年8月在廣州）
   
   林毅夫：展望新千年的中國經(jīng)濟
   （1999年在上?！柏敻徽搲保?br />    
   楊紫炬：中國立法的現(xiàn)狀和展望
   （2000年4月在香港特別行政區(qū)香港律師會）
   
   賀衛(wèi)方：關于法治與法學研究
   （2000年在北京大學）
   
   朱維錚：傳統(tǒng)文化與人文素質
   （2000年12月在上海財經(jīng)大學）
   
   許紀霖：中國知識分子死亡了嗎？
   （2000年6月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研究院）
   關于知識岔子的研究在今天的中國仍然還只是一個開始，那將是一個沒有句號的探討。知識分子永遠最不安分的，總不是愿被某個固定的模式禁錮，即使他們已被定位在社會體制的某一個環(huán)節(jié)上，仍然沒有安身立命之感，總是要不斷地尋求著突破與更合理的歸宿。在靈魂深處，他們總是漂浮的，自由地漂浮著。傳統(tǒng)知識分子死亡了，但知識分子的精神卻是不死的，只要這種自由的、批判的、超越的精神不死，知識分子就將獲得永恒，盡管其存在方式會一代一代地發(fā)生蛻變。
   
   張汝倫：經(jīng)濟全球化和文化認同
   （2000年11月在鹿鳴書店和榕樹下網(wǎng)站舉起辦的學術研討會）
   
   許蘇民：新千年到來之際的反思
   （1999年12月在華中師范大學）
   “人文精神問題”的討論也是9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一大熱點，參加這一討論的有文、史、哲等各學科的學者，爭論得十分激烈，甚至有游離于學理之外、有點像揭人隱私式的互相攻擊指責和冷嘲熱諷，真讓人感到有的人似乎不大像是學者。但我仍然認為，不同觀點的分岐乃至于相互指責，根本上還是一個知識素養(yǎng)或學術素養(yǎng)的問題，是由于沒有從學理上把問題講清楚。
   
   趙園：經(jīng)由學術讀知識人的命運
   （2000年11月在復旦大學）
   
   龍應臺：百年思索
   （1999年5月在臺灣大學法學院）
    對人文素養(yǎng)最可怕的諷刺莫過于：在集中營里，納粹要猶太音樂家們拉著小提琴送他們的同胞進入毒氣房。一個會寫詩、懂古典音樂、有哲學博士學位的人，不見得不會妄自尊大、草菅人命。但是一個真正認識人文價值而“真誠惻怛”的人，也就是一個真正有人文素養(yǎng)的人，我相信，他不會違背以人為本的終極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