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斷：霸權野心的復活和德皇威廉一樣，希特勒也無法抗拒德國戰(zhàn)略困境造成的誘惑：通過四面出擊，一勞永逸地消除“他國結盟的噩夢”。倘若希特勒像英國的綏靖主義者最初認為的那樣，是一個“正常的”德國領導人的話，他會擴大斯特來斯曼的成果，進一步改善德國有利的戰(zhàn)略態(tài)勢。他會繼續(xù)爭取廢除凡爾賽和約的條款，收復1919年被肢解的部分或全部德國領土，也許還再一次為德國爭取到監(jiān)督歐洲東西方關系的作用。但在希特勒眼里，歐洲的形勢顯然對德國有利。美國不再屬于構成均勢的任何一方。蘇聯(lián)也是一樣。它樂于作壁上觀，看資本主義列強彼此廝打。法國與英國失和，而且因為修了馬奇諾防線而沾沾自喜。法國人以為，沿著法德邊界修一道混凝土墻，再配上大炮，安全就有了保障。而英國直到1939年一直想幫助平息“希特勒的”合理的不滿。希特勒當然不是什么接受歐洲基本均勢的修正派，而是試圖打破這一均勢的造反派。希特勒也不像查理五世或拿破侖一世，是一個“正常的”霸權主義者。1939年，他不僅發(fā)動了一場爭霸世界的戰(zhàn)爭，而且還發(fā)動了一場歐洲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種族主義的種族滅絕戰(zhàn)爭。不過盡管希特勒的瘋狂無人可比，從他的身上仍可以看到令毛奇、施里芬等人躍躍欲試的德國戰(zhàn)略構想的影子。1939年8月11日，希特勒入侵波蘭前僅幾周，私下吐露了真言：“我做的一切都是針對蘇聯(lián)的。如果西方愚蠢之極，看不到這一點，我只能與俄國人先達成諒解，打敗西方后再全力以赴地對付蘇聯(lián)。”希特勒正是這樣做的。1939年8月24日，就在入侵波蘭的前一周，他與蘇聯(lián)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爭取到了蘇聯(lián)的中立。1940年5月，希特勒入侵法國，僅用了6周就征服了這個國家。隨后，他開始轟炸英國，為入侵英倫三島做準備。1914年，毛奇沒等徹底打敗法國就急匆匆地把兩個至關重要的集團軍調往東線。希特勒也是一樣，沒等結束西線的戰(zhàn)事就于1941年的夏天發(fā)動了對蘇聯(lián)的侵略。希特勒的軍隊和德皇的軍隊一樣，陷入兩條戰(zhàn)線作戰(zhàn)的境地。而希特勒的戰(zhàn)略本來是想一勞永逸地杜絕這種情況。不過希特勒與德皇的相似之處到此為止。希特勒與威廉二世不同?？梢哉f，他與自查理五世以來所有稱雄歐洲的人都不同。他打的不是一場戰(zhàn)爭，而是兩場戰(zhàn)爭。一場是爭奪戰(zhàn)略霸權的戰(zhàn)爭，一場是爭奪種族霸權的戰(zhàn)爭。發(fā)動后一場戰(zhàn)爭前，即采用工業(yè)化手段滅絕種族前，他必須先打贏前一場戰(zhàn)爭。1939年5月，希特勒公開承認：“但澤并不是問題的要害。”推行綏靖政策的大國仍然以為，希特勒只不過想推翻凡爾賽和約中有關領土劃分的條款。這里指德國割讓的但澤和東普魯士，而希特勒的真正意圖是建立一個歐洲帝國。德國的殖民者可以在遠至烏拉爾山的被德國征服的東部獲得生存空間。通過在帝國的外圍攫取非洲殖民地并建立一支遠洋海軍，帝國的核心將得到拱衛(wèi)。第三帝國從而將與美國、大英帝國和大日本帝國形成四足鼎立的局面。再過一代人，爭奪全球霸權的只有兩國：德國和美國。希特勒不僅想稱雄歐洲，最終還想稱霸全世界?！暗聡粌H僅想攫取領土，它還要清洗居住在這些領土上的猶太人、波蘭人和其他“劣等民族”，歐洲的猶太人要徹底滅絕。1942年戰(zhàn)爭不利于德國后，種族滅絕成了納粹狂熱追求的首要目標。不然希特勒為什么繼續(xù)把越來越稀少的寶貴資源——鐵路運輸車輛和軍事人員——用于東部的毒氣室，而不是用于阻止紅軍的進攻？如果不是想避開逼近的俄國人，在安全的地方繼續(xù)大屠殺的話，希特勒又為何在1945年下令奧斯威辛集中營和其他集中營的囚徒徒步走到德國？顯然，種族滅絕的目標高于一切，甚至高于一切戰(zhàn)略之本——捍衛(wèi)國土。直到盟軍占領了德國的每一平方英寸領土后，這場與全世界和猶太人為敵的雙重戰(zhàn)爭才結束。從納粹德國的慘敗中，可以看出納粹德國胃口之大。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戰(zhàn)勝國采取的首批措施之一就是廢除把德國推向大國地位的實體——普魯士州，抹掉這個名字。隨后是對德國的四國共管，接著又把德國肢解成7塊。德國在發(fā)動了一場奪去5500萬人生命的戰(zhàn)爭后，1945年等待它的只有遙遙無期的屈從和懲罰。本書前言冷戰(zhàn)的結束既沒有給地球帶來和平，也沒有給人類帶來善意。不過原先緊張的戰(zhàn)略關系因此得到緩和，各國得以集中精力解決社會和經濟問題。同時，冷戰(zhàn)的結束還造成了世人的無限迷們。對那些喜歡從美蘇勝負角度看待國際上發(fā)生的一切的人來說，當今的世界矛盾重重，錯綜復雜。今天，反美的原教旨主義者可以一面焚燒美國國旗，一面大嚼美國漢堡包，且不會消化不良。全球化似乎正在壓縮世界，使它日益趨同。與此同時，世界又好像走向四分五裂。宏大的理論解釋了技術與民主的整合力和宗教與民族的分裂力量。這些理論看上去似乎互相矛盾，但都包含一個共同的觀點：世界大國，甚至可以說所有的民族國家已經成為歷史古董。我們不同意這種觀點。基于以下原因，我們幾個人合寫了這本書。首先我們認為，主權國家，尤其是英、法、德、俄、美、日、中，在整個20世紀里始終是國際舞臺上的主角。根據我們的預測，下一個世紀主權國家很可能還會是主角。其次，我們認為認識下一個世紀的最佳切入點是了解世界各國是如何勾勒出20世紀國際體系輪廓的。這并不是什么新想法，但近來它卻受到排斥。有人認為，今非昔比。研究歷史已意義不大。研究世界縮小或分裂原因的種種新理論精辟地揭示了國際上新的政治和經濟力量。新的形勢促使主權國家重新認識自身的利益。但我們認為，不應把新的政治和經濟力量與主權國家政府的力量混為一談。主權國家制定規(guī)則，而且在20世紀，它們改變了游戲規(guī)則。稱霸世界的不再是帝國，而是市場。當然，有些讀者對由7位外交政策廚師烹制的一鍋湯可能沒有胃口。不過像這樣一鍋把眾多國家燴在一起的鮮湯，絕難出自一位學者之手。我很高興能與這些知名學者合作。每篇文章的作者也是研究該國的權威。我們要做的是對七大國的百年史去粗取精，抽出有助于人們了解它們的過去和未來走向的精華部分。在分析貫穿整個20世紀的外交政策時，本書作者還采用了便于使讀者透析七大國心理活動的寫作手法，如英國的扎實外交，法國的憂患意識，德國的實用政治，三個俄國之間的藕斷絲連，美國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日本對鄰國的野心和中國的歷史包袱。我們每個人篩選出最能說明每一個國家特點的素材，并互相參閱各自的選材。本書大綱經過討論后，我們在哈佛大學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宣讀了各章的初稿。通過這次會議，我們得到了與會者的反饋。書中的不同主題也銜接得更緊湊。我們數易其稿，一直改到我們覺得全書的質量超過了各篇文章質量的總和。我在過去25年的生涯中經歷了本書敘述的部分變化。我曾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了4年，為促進美國在世界各地的利益獻計獻策。以后又在一個非政府組織——卡特中心工作了十多年，從事寫作、教書并管理國際問題項目方案。在為期10年的一段時間里，我還親身參與了調停一個國家內的沖突——尼加拉瓜。我的這段經歷表明了當時國際體系發(fā)生的巨大變化。1978至1979年，我作為總統(tǒng)在拉丁美洲事務上的國家安全顧問，與國務院一道設法促使獨裁者索摩查與溫和的反對派談判，以便過渡到一個民主政府。我們的努力最終失敗了。1979年7月20日，桑地諾全國解放陣線的部隊開進首都馬那瓜。10年后，我作為一個非政府組織的代表重返尼加拉瓜，說服了桑地諾陣線的領導人奧爾特加及反對派領導人邀請卡特中心負責監(jiān)測向民主的過渡并參與調停。過去卡特和里根政府未能做到的，現在在一個非政府組織的協(xié)助下卻做到了。在一個形成于千年之交的世界里，非政府組織即將發(fā)揮的作用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認識非政府組織的作用不等于說，國家從此就不重要了。一百年前，許多人錯誤地以為，社會王義、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等新思潮的出現會導致民族主義的黯然失色。今天，非政府組織可以獻計獻策，但要由主權國家的政府把它們的想法與其他利益編織成國家利益。我的大半生用于研究與發(fā)展中國家有關的問題。有人會認為一本專門論述大國的書是有缺陷的，因為它忽視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的渴望。本書敘述的重點是20世紀世界七大國的歷程。但這段歷史在很多地方也反映了七大國不得不接受以中小國家越來越自信為標志的民族主義勢力的存在。然而誰也無法否認，本世紀大國對世界政治的影響遠遠超過其他國家。所以我們才決定撰寫一本論述大國、而不是185個國家的外交政策的書。在第一章里，我們解釋了為什么只挑選了7個國家作為我們的研究對象。我們撰寫此書期間，曾得到多方的協(xié)助。1998年秋季，受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約瑟夫·奈和哈佛大學教授、韋瑟黑德國際問題中心。任多明格斯之邀，我作為拉爾夫·斯特勞斯訪問學者來到哈佛。這是一次極好的機會。我可以與哈佛大學的一流學者一起推敲書中的論點。韋瑟黑德中心還主辦了一次由我和韋爾斯利學院的教授羅伯特·帕爾伯格共同主持的會議。帕爾伯格教授對許多章節(jié)的草稿提出了非常好的意見，可以說是一位虛擬撰稿人。會議期間，我什1審閱了各章節(jié)的初稿，而且有幸聽取了下列人士的具體意見：EmanuelAdler，GrahamAllison，RobertArt，RobertBlackwill，JorgeDominguez，LeslieGelb，AkiraIriye，CarlKaysen，ErnestMay，LouiseRichardson，GeorgeRoss，RobertRoss，TonySmith，RaymondVernon，EzraVogel，StephenVogel，CelesteWallander和PhilipZelikow。擔任報告員的AaronLobel和KelleTsai整理出了一份極其出色的會議討論紀要，方便了第二稿的修改工作。RosalinedeButts負責組織了這次會議。下列人士審閱了各個章節(jié)：DuskoLoder，FraserHarbutt，AlanHendrickson，MichaelKlare，YawelLiu，RobertS.McNamara，HenryNau，VictoriaNuland，TomRemington，DanReiter，ChristianTuschoff和EllenRafshoon。在此謹對他們表示深切的感謝。一些干練的研究助手也給予了我們很大的幫助。他們中有JamesGillespie，JonathanBell，JasonMack，JonathanWelsner和ZaryabIqbal。感謝本書其他作者對首尾兩章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尤其要感謝利伯。不僅因為他對所有章節(jié)都提出了修改意見，而且我在編寫此書期間始終離不開他的指導。他對我總是有求必應，而且足智多謀。本書編輯巴特利特早就認識到應該有這樣一本書。不過他最大的貢獻還是為突出書中的論點提出建議并給予了指導。凱瑟林·德爾福斯對本書的文字做了潤色，增加了全書的可讀性，但愿也增添了趣味性。最后，我還要感謝我的孩子蒂芬和基普。他們耐著性子又讓我出了一本書。我永遠也償還不完欠他們的債。還有我的妻子瑪吉。她是我的作品的最有眼光、最認真的評論家。我在埃默里大學講授“大國外交政策”時，選修這門課的學生曾問我，什么時候能有一本完整論述這一專題的書。這本書就是我對他們的答復。羅伯特·A．帕斯特1999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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